山西票号风险控制研究：基于人本文化视角的经营管理研究

6　人本文化视角下的山西票号风险控制研究

所谓风险，就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1]在银行业实际经营过程中，往往风险和收益是相对应的，高风险带来高额的收益。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的是特殊的商品——货币和货币资本，为了满足其盈利性目标，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进行风险控制，减少来自市场的风险、操作的风险、信用的风险、流动性的风险把高风险转化成高额收益，从而获取风险收益。早在清道光初年山西票号出现时，山西票号就围绕管人为核心点，建立风险监控机制来管控各类风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后期，山西票号风险损失大量爆发时，很重要的原因即为对人的管控的失效。所以，山西票号不论从哪一方面观察，都是因人而存，因人而发达，因人而没落。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是山西票号的一大特色。^[2]时至今日，山西票号以管人为核心的风险管理理念以及相对应的种种风险控制措施，对现代商业银行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6.1　风险管控以管人为抓手

山西票号在经营管理上所采取的风险控制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控制有所不同。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控制面对的是非社会系统，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执行，目的在于把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更多地显示出客体的被动性；而山西票号在经营管理上所采取的风险控制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除了控制风险以维持整个金融企业的运营，还管理风险从而推动组织活动以达到新的高度。总的来说，可以用风险管控一词来诠释山西票号在处理风险上的态度，而且“管”在“控”之前，也说明了山西票号把风险管理放在首要位置。风险管控的主体是人，组织活动的执行者也是人，即由人来执行对人的控制，具有动态性和主观能动性，要想最大限度地调动从掌柜到经理到伙计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山西票号的经营中去，就要以管理“人”为切入点，以此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6.1.1　用人：以懂得信义为依据

金融企业成立之后首先面对的就是选拔人才，员工的合理配备支撑起了整个企业的框架，员工的凝聚感和责任感促进了整个经营活动稳步前进，所以说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归根结底是经营管理人，并且遵循着以人本文化背景下的懂得信义的原则管理人才，使员工的个人素质发展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山西票号在其辉煌的这100年中，无论是富甲一方的财东，还是颇有经济头脑的掌柜和经理，以及勤勤恳恳的伙计，他们之间共有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信义”二字。“信义”一词分“信”与“义”两个部分，“信”是指委托人给予代理人充分的信任，而“义”是指代理人对委托人的忠诚。“由财东之识意的信赖经理，于是经理以忠义之答报知遇，此理之固然者也。”^[3]二者是因果循环的一个过程，相辅相成。

（1）选拔高层管理人员

山西票号成立之初，财东在对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上，始终把掌柜是否具有诚信的品德放在选拔标准的首位。无论是想要聘请社会上成熟的管理人才，还是从内部表现出色的伙友中提拔，只有懂得信义的人才能受到重视，然后再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去充分了解此人是否“有谋有为，能守能攻，足以担任山西票号经理之职责”^[4]。此外，山西票号的财东一旦经过谨慎的抉择，对选定了的掌柜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只对业务的扩充、红利的处置、员工的奖惩制度等进行裁决，其余的实权包括资本金均完全交给掌柜和经理，均不过问。掌柜一旦上任，就近乎于独权，所以山西票号的兴衰就完全掌握在掌柜的手中。有德，才会对财东忠义；有能，才能经营好山西票号。二者缺一，都将使票号面对巨大的风险。所以财东为了防患于未然，把风险从源头上掐断，选拔人才时非常谨慎。

“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盖以商业赔赚，犹如兵家胜败，倘出于误而非故致遭损伤，亦须励其前进，始可挽回颓势，此信之表现也。”^[5]掌柜既然得到了财东的完全信赖，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领导山西票号的全部人员，把自身（顶人身股）和东家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把山西票号的大小事务都看成自己的事业去经营，每年按规定巡查各票庄一到两次，年终时把各个票庄的营业报告表汇总、报告财东。“经理倘视环境不佳，恐将损及血本，必挥其铁腕预筹退步，决不肯稍有疏虞。故营业范围，系以环境为比例，活动为主旨，务使操纵自如，决不行险侥幸，致碍个人人格，同事地步，财东资产，此义之表现也。”^[6]

太谷的曹财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曹财东通过重重考核聘用了一位掌柜赴沈阳开设的富生峻钱庄上任，起初给了7万两白银作为资本，但是经营了几年后亏损收场。曹财东调查后认为经营失败的原因不是经营管理问题，于是拨付第二笔资本，依旧亏损收场，再次拨资，并鼓励掌柜不要气馁。第三次，掌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经营策略，最终不负重望，盈利巨额。财东三次的信任，既是给予掌柜尊严，又是积极倡导挖掘其潜能、肯定其价值的表现，创造出一个积极成长的环境，充分说明了晋商崇尚人本文化，重信义，再以义取利的特点。倘若曹财东毫无战略眼光，在第一次失利时就辞退掌柜，再聘请一位新的掌柜赴任，面对形势多变的市场，既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又增加了用人成本，无疑增加了风险管控的难度。所以说财东信赖掌柜委以全权，掌柜则以忠诚信义的经营回报财东。这种用人方法以信义为基础，管理层的更换频率低，具有长远性、战略性的管控模式有效地降低了沟通的障碍、授权的难度以及用人的成本，大大地减少了人为操作风险产生的可能性，所以说这种以信义为基础的委托代理机制是山西票号进行风险管控的基础。

（2）选聘学徒伙计

财东在挑选掌柜时以信义为依据，掌柜的上任就表示财东已经完全把经营的权力交出，包括聘请总分号的经理和伙计的权力，不得干预各分号的选拔人才，掌柜沿袭了财东的作风，所以在挑选伙计时同样也十分严格地按照此项标准，非常慎重。要想当练习生，首先需要有举荐人向山西票号表明被举荐人的家里三代是做什么行业以及操守是否诚信，然后再询问本人的简历；如若认为可行的就给予笔试和口试的机会，来考察写字是否端正、口齿是否伶俐。与此同时，还需要对个人的素质进行测试。

比如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黄向栋当时16岁，投奔他的岳父经营醋房，但是他的岳父王根保想让女婿学习“细货”的手艺，于是介绍其去“德兴源”字号。但是当时人手已经足够，却又碍不下面子，于是掌柜冯新魁为了看看小伙计是否精明诚实，就事先故意把一块铜元丢弃在黄向栋来见掌柜的必经之路上，看小伙子是捡起来后将铜元交给字号里的管事人员，还是偷偷地装入自己的口袋里。当时黄向栋立即将捡到钱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冯掌柜，并把钱交给冯掌柜处理。而冯掌柜随即又问了些相关的问题，黄向栋都是对答如流，于是冯掌柜当天就让黄向栋入了职。可见山西票号选学徒时，虽然以推荐介绍为前提，但是后续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根底正派是指学徒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从小耳濡目染，自然自身的德行较好；写字、珠算和问答则是考察学徒的性格、思维、谈吐，为日后山西票号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个人素质考察的是对仁、义、礼、智、信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以信义为依据。最后一关“在道德方面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7]往往是最难的，如若这关不过，则前功尽弃。一个合格的学徒需要德才兼备，这三者缺一不可，山西票号则以“请进”的仪式聘请学徒正式入号。

晋商对新员工的选拔原则，随着明清时期山西票号的业务经营规模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招聘制度，各个票号严格遵守，并且随着这种招聘制度的广泛应用，也证明了这种制度对于山西票号的未来发展状况和员工素质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山西票号以懂得信义为依据来提拔人才值得当代金融企业去借鉴。

6.1.2　分号：以结利疲账定功过

山西票号实行总、分号制度。总号一般设立在当时山西经济较为昌盛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富户的聚集地，如太谷、祁县、平遥等地方。分庄、分号则遍布全国工商业重镇乃至国外，如俄国、日本等。一个总号下设的分号一般多则二三十个，少则六七个。在业务经营上，总号负责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全号的一切大小事务，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中心管理机构；分号初期设立时一般只做汇、兑业务，在经营半年后对市场较为得心应手时，才增做存、放业务，其所经营的业务额占绝大部分比例。所以总号与分号之间，分号与分号之间的关系来往都十分密切，为了衡量各个分号的经营成果，年终总号通过结利、疲账的标准来考核分号。

（1）结利

山西票号为了及时、全面地考核各个分号，设立营业报告制度，即“结利”。分号需要按期，一般是每月月底向总号报账一次，报告这一个月内分号的业务绩效，称为“月清”；年终旧历十月底再报告一次年总账，即一年内分号的业务绩效，称为“年清”或“年总结”；分号与分号之间每月互相报账一次。“清单”则是总号汇总了各分号的年总结后，再加上总号自身的业务额综合编制出的报告，一般是给股东的报告。这与现代商业银行月度、季度、年度的决算报告类似。

月清和年总结时，报告使用旧式账纸，如同账本一样。报告内容，首先是各项总结起来的数字，并写在前面；其次，关于各项总结数字的具体花名、地名及数字，都写在后面。比如汇兑，有的山西票号的“年总结”前面只写一宗共收各处会票本平足纹银若干两，至于收的是哪些码头、什么日子、收的是谁的等具体宗项，都在后面。有的山西票号除在前面已分写“收平遥会票足银若干，收苏州会票足银若干”等以外，在后面还要把收每处的一宗一项报告给总号。^[8]

月清和年清的报告一般分为四大部分，收项、交项、计开实存、计开该外。

即：收项-交项=计开实存-计开该外=利润

报告中数据清楚，使总号对各个分支机构的营业额了如指掌，在年终考核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份报告来衡量这一年的盈亏情况，而且做生意的对象、收入以及花销也清清楚楚，一旦出现纰漏，可以通过报告及时发现和纠正。

同时，为了避免操作风险的产生，每个大账期的人事考核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思想上进、业绩突出的员工给予奖金奖励或顶人身股激励，对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拨弄是非或在工作岗位上不负责的员工给予处罚，严重者直接开除出号。可见山西票号不仅在用人时严格把关，而且在进号后随着员工面对的诱惑的增加，定期考核员工的品德，及时更换不合格的员工，实现员工可持续发展。

（2）疲账

山西票号不局限于用月清、年报告中的利润额来考核各个分号，同时把应收账款的回收状况也作为一个考核指标，即“疲账”。这就是说，在年终结账时，从利润额中把呆账剔除，以保证利润的真实性，防止弄虚作假。

疲账同时也可以单独挑出来进行考核，如若分号内疲账所占比例过多，则说明其资金的流动性较弱，运作效率低下，不利于长期经营。这就需要“疲账拆收物产，预先多加研究，定妥方针，以早出售变银，以免受背。”^[9]

作为考核标准之一，各个分号对疲账的重视程度不低于利润额，善于处理疲账的人才自然受到重用。蔚泰厚的宋聚奎机敏智巧、善理疲账，甚至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宋某以七年坚持赴两江总督衙门上诉，收回湖南分号的疲账而声名大震，调往汉口，统领南省业务。光绪二十年（1894年），宋某又带病替蔚泰厚盛京（今沈阳）分号想方设法收回疲账20万两，东掌专门搭台唱戏为其庆功。得知宋某的奇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专门秘密地派铁路总办冯莘劝宋聚奎操办山西票号复业。由此可见，山西票号在经营过程中十分重视对疲账的考核，不仅仅是代表当年经营的业绩，更重要的是往长远考虑，给未来的运营营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

（3）前提条件：不对他号造成损失

总号对于各分号的考核，虽以结利疲账定功过，但是也有一定的原则约束这一标准——他方未受其害者为功。以各个分号结利疲账的情况来考核业绩，获取奖金，从而激励各号员工心系总号、努力工作。这本是有利于山西票号发展的，但是由于各个分号的资金在短时间内可以采取“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办法接济，如若在年底结账时，分号为了使自己的账目利润较多，则会扣留这部分本不属于自身的资金。总号年终考核时，对这种“只顾自己结利，不虑别路受害者”^[10]的行为是严加禁止的，即使号内结利可观，也不予以奖励。

6.2　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山西票号在人本文化的背景下进行风险管控，积累了许多当时较为先进的经验：建立风险基金，保证资本充足；首创密押制度，保证汇兑的安全性；提倡宗法和担保，约束激励员工；紧跟市场动向，避免危机产生；推行财务稽核，科学地量化风险；实行安全支付，保护客户利益；制定严格号规，使经营管理制度化。由此建立起了一套适合于当时社会背景的风险控制机制，有助于风险管控的时效化、标准化、透明化。

6.2.1　建立风险基金

山西票号的资本金分为两大类：一是正本，即财东按照合约投资的货币资本，按股分红，不计股息；一是副本，即财东除正本外的存款和结账期分得的部分红利，不分红，只计利息。

山西票号在经营过程中，意外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在应对内外部风险时，如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为了防止山西票号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亏损倒闭，经营管理者以正本和副本为基础，发明了一种“预提倒款，严防空底”的办法。“预提倒款”，也叫“撇除疲账”或者“护本”，即大账期分红时，股东不能贪图蝇头小利，不管未来是否有风险，要以长远的角度考虑，在红利中提取一定的资本金，建立风险基金，防患于未然，确保资本充足。一旦发生风险或者损失，即从风险基金中补偿。风险基金严格提取，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山西票号建立风险基金，有效地减少了正本和副本正常运作的风险；同时避免把红利分光、吃光的短期行为，走可持续发展的经营道路。所以说，这是一种目光远大、积极稳健的风险防范行为。

在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中，也有类似的基金组织——经济资本，即银行决定持有用来支持其业务发展和抵御风险，并为债权人提供“目标清偿能力”的资本，在数量上与银行承担的非预期损失相对应。^[11]风险基金和经济资本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是目的都是为了减缓风险的冲击，弥补非预期损失，维护正常资本运作；二是都非外部强制性监管要求，而是根据自身情况设定的，成本降到最低。第三，不参与资产负债表。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现代商业银行在对经济资本的设定上可以通过模型计算出准确的数据，较山西票号精确，但是山西票号建立风险基金就是现代商业银行经济性资本思想的雏形，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6.2.2　宗法与担保

山西票号实行宗法约束和担保制度，雇佣职员主要以山西本地人为主，一般都需要当地有身份的人引荐，并且有殷实的商铺作担保。一旦雇佣的职员出现了行为不端的问题而影响了号内的经营管理，立即开除出号。而开除出号的雇员一方面自身不会再受到同行业的金融机构聘用，而且家人负连带责任，给自家祖宗丢了面子，在家族中颜面无存；另一方面，提供担保的商铺也会受到连带的经济损失。

本书第四章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对宗法约束进行了研究，但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其意义也是深远的。

首先，利用传统文化的宗法约束来控制风险。山西票号所在的时代，人们深受“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廉悌”传统思想的教育，而山西又是一个重商社会，家中有人在票号内做事可以称得上荣耀的事情。所以道德伦理的约束，给雇员灌输了良好的思想，不允许雇员在号内做事不规矩，从源头上切断了风险。

其次，通过铺保对利益引导来控制风险。雇员如若被开除出号，受到利益损失的有三者，一是雇员自身今后无处可雇佣，二是家人受到连带责任，三是担保人或商铺受到连带经济损失。一个人的操守不端正，引起连带的一串反应。家人、担保人、商铺都会给雇员压力，督促其在号内认真做事。

山西票号通过道德约束和利益引导，双管齐下控制风险，为现今的商业银行做了一个榜样。但是现今社会的伦理、道德已不可与那时候相比，一味的实行宗法机制，可能会形成裙带关系，只会加大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6.2.3　市场动向跟踪

山西票号在存、放、汇、兑时，教条式的经营，只会错失盈利的机会。所以就需要一个脑筋活络的经理随时掌握市场的动态，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迅速做出资金配置计划，出手快、准、稳，才能安全地为票号带来效益。

第一，他们根据各地的季节、粮食作物收获情况来预测银根的松紧，从而获取利差。“比如两湖出产茶叶，是三四月洋庄上市，出棉花之地，是八九月间收获，预测某处之丰歉，早定计划以兑款，届时银势松紧，于中取利，得贴水，可卜优胜。”^[12]

第二，他们根据各地银色、平砝的差异来获取余平收入。每个票号有各地通行银色、平砝的准则，要求员工背熟，在折算银两时不容易出错。

第三，他们根据各地利率的变化调拨资金，获取利差。据黄鉴晖在《山西票号史》中总结出的资料显示，1851年末，北京月息4厘，苏州月息5厘。脑筋活络的经理必定会关注着此信息，抓住机会调拨资金，获取利差。并且采取行动一定要迅速，如若错过了时机，市场供求平衡，苏州月息降为4厘，则会加大成本与风险。

1883年由上海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国，江南阜康钱庄绝大部分歇业，银根缩紧，经济萧条，严重影响了各地百姓的生活。而在危机中山西票号却未受到如此大的打击，这种结果与山西票号一贯的注意掌握市场动态是分不开的。危机发生前，山西票号领导者预计秋季市场恶化，并于10月30日收回长期贷款，把风险降到最低。可见领导者对市场动态的了解程度决定了金融机构面临风险的大小，所以财东在选择掌柜时经过重重考核，有能力者为之。

市场动态瞬息万变，现代商业银行通过模型、计算机来处理数据，预测未来行情，较山西票号时代数据精确。虽然现代商业银行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做后盾，但是也有预测与实际出现偏差的时候，这就需要借鉴山西票号通过领导者来洞察市场动态的经验，综合平衡好“人治”和“机治”，把市场风险控制到最低。

6.2.4　财务稽核

明末清初，傅山在“四柱清册”的基础上发明了一套适用于民间商业的“龙门账”，从而简便、快速、准确地核算出山西票号的账目。龙门账是将民间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科学地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所谓进，是指全部收入；缴，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销售商品进价和各种费用等支出）；存，是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是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度终了办理结算（即现在的决算），就是核实和整理一年的经营成果，以便向业主作交代。^[13]

以下方程式表示四者的关系：

（1）进-缴＝存-该

（2）该+进＝存+缴

在账务结算时，往往数据较多，为了快速核算出结果是否正确，就通过“合龙门”来检验，即看进缴表和存该表的差额是否相等。如果进缴表和存该表的差额不相等，则龙门合不拢，就要查找原因，看是核算工作的失误还是员工有徇私舞弊的情形。

图6-1　“龙门账”合龙门步骤

资料来源：《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下面以1853年日升昌江西分号总结账^[14]为例，看看山西票号是如何合龙门的？

（《江西总结账》咸丰三年七月立）

根据总结账的数据，得出：

进项=得会利贴费足银1471.85两+得余平色足银124.47两=1596.32两。

缴项=（付借外息利贴费银441.97两-除旧年在账利130.70两）+付日用杂支房租信课脚力等银851.19两+一宗江西账作家具银120.00两+一宗撇除赣州佃修房租银110.38两=1392.84两。

存项=贰年冬月底总结长交平铺足银7231.71两+交会票八宗共交银174 576.72两+存一宗暂记账上外该足银62.15两=181 870.58两。

该项=收会票八宗共收银181 042.42两+一宗暂记账上该外足银624.68两=181 667.10两。

由以上数据可得出存缴表和该进表：

(www.xing528.com)

1596.32两-1392.84两=181 870.58两-181667.10两=203.48两

即：进-缴=存-该

181 667.10两+1596.32两=181 870.58两+1392.84两=183 263.42两

即：该+进=存+缴

通过以上的合龙门，可以得出1853年日升昌江西分号的龙门账是合拢的，并且本年度日升昌江西分号属于盈利的。

再如，1897年，由于山西大旱，三晋源汇一万两捐款至巨光源，官府的疏忽导致号内王鉴、车跃龙、贾世源合伙贪污，但隔年结账时查出。这就表明山西票号利用合龙门的记账制度是有效的。

现代商业银行在进行财务清算的同时要建立财务稽核制度，即财务稽查和财务复核，这种制度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核对账目的出入从而审核会计核算工作是否有疏忽、差错或者相关人员是否有舞弊行为。虽然当时的山西票号没有现代的汉字录入、信息传达高速网络以及财务清算稽核系统，但是山西票号总分号制度使山西票号集权于总号，其营业地域广阔、交易频繁，为了能够审查各个分号的账目以保证全局运营顺利，在当时已经有了“合龙门”财务稽核的管理思想与操作技术，并且每年正月初八日，选派稽核一二人，分巡各庄稽核。当选员不拘住家住外，临时带祁信前往，稽核之事如下：①专查内外事件；②账簿折据；③本号人位优劣；④审查社会之情形，定进退之标准。^[15]可见当时的山西票号在控制财务风险时不是只把账面的情况作为唯一的稽核标准，同时注重对号内人员、号外社会情况的稽核，这种全面、创新的事前风险控制意识是值得现代商业银行所借鉴的。

6.2.5　安全支付

山西票号不仅对汇票上的密押防伪制度进行了创新，在安全付款给客户这一程序上也进行了严密的规定。

第一，山西票号对私采取讨保交付的支付方式。山西票号的汇款交付一开始采取“认票不认人”的兑付制度，有利于汇票流通，但同时也有被冒领的风险。为了保证汇款的安全，山西票号应客户要求，在汇票上加盖“讨保交付”或“面生讨保”的戳记，以及代客户向取款人盘问。

第二，山西票号对公采取出具甘结的支付方式。即收汇人提款时，除提交汇票外，还要提款人出具写有汇款性质、数量、汇费等内容的字据。^[16]

第三，山西票号对丢失汇票采取挂失办法。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规定，除了向汇款承付的山西票号挂失外，北京和保定需要登报声明所丢失的汇票作废；天津需要报知商会，并在海关边署、巡警总局、商务总会备案；汉口和重庆则需要通知当地分号处理之外报当地政府、商会总会备案，同时照会驻当地各国领事馆。

汇款的安全支付机制，不仅仅是保护山西票号的利益不受损失，更是站在客户的角度，以为客户服务为宗旨，安全地支付每一笔汇款，让客户在山西票号存得放心，取得舒心，实现零风险。这与山西票号经营管理所一直坚持的人本文化不谋而合，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这个“人”不仅仅包括山西票号的员工，同时也包括服务的客户。只有同时服务好这两个“人”，金融企业的发展才会蒸蒸日上。

6.2.6　严格号规

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者认为“凡事之首要，箴规为先。始不箴规，后头难齐”^[17]，所以山西票号在最初的经营管理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自身发展但不成文的经营管理规则。随着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规章——“号规”的制定，通过对从掌柜到经理到伙计的责任、权力的细化，使山西票号的管理制度化、透明化，内部控制严密，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经营也步入一个新阶段。

山西票号制定有严格的经营借贷制度。第一，放款时不得超过最高限额。按照借款对象的信誉，借贷额度由三万元、二万元、一万元依次递减。第二，逢镖过节利息上升时不得贪心做大额贷款，“利息增昂，吃亏败名，大有可虑”。^[18]第三，不准替官吏垫付、借贷。借用官场人名贷款，损失常常巨大，所以一概不准，分两不许。第四，不准向亲友借款和为客户做担保，以免影响号内声誉。

山西票号制定有严格的总分号管理制度。第一，分号初设，先做汇、兑，半年后熟悉市场后再做存、放，走稳健经营模式。第二，分号按月和按年向总号报账，分号与分号之间按月互相报账。第三，财东不得干预号内人事。第四，各个分号不准私分厚道，致滋舞弊。第五，每年按时选派稽核人员，分巡各个分号进行稽核。

山西票号制定有严格的管理伙计制度。大致有“十不准”：不准奢侈浪费；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赌博嫖娼；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投机买卖；不准私自放贷；不准懈怠号事；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私寄物品回家；不准兼职。

山西票号制定有严格的薪酬待遇制度。第一，伙友派往分号，在沈阳、营口等较远城市的班期一般为三年，其余地方为两年半。第二，分号伙友比总号伙友每月多发一项衣服补贴。第三，路费标准为三等客票，经理行李为一担半，伙友只有一担。第四，顶人身股的员工每年拿“应支”，按所顶股数的不同，每年拿50～ 200两不等。第五，顶人身股者去世后，按其生前股份的多少，享受继续分红的年限。一厘至三厘者以三年结清，四五厘者以四年结清，六七厘者以五年结清，依次类推。

山西票号风险控制的关键是内部控制。而严格的号规，就是内部控制的制度化表现。内部控制得好，就是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号内员工心系总号，操守诚信；业务经营符合规章，有序进行。只有先把号内的人和事管理好，才能把内部风险的来源掐断，当山西票号遇到外部风险时，如利率风险、政策风险，才能全号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抵御，渡过难关。同时，由于山西票号实行总分号制度，分号往往遍布各地，统一的号规方便总号规章化管理，避免产生风险的漏洞。

6.3　管理流动性风险

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资产的流动性，表现为资产迅速变现的能力；一是负债的流动性，表现为低成本获取资金的能力。当金融机构不能迅速变现资产或减少负债，且成本高昂时，极端情况下就会资不抵债，一旦大量存款人挤兑，就会面临流动性风险。对于流动性风险，山西票号采取酌盈济虚、信约公履制度等来管理。

6.3.1　酌盈济虚

山西票号实行总分号制度，总号是全号管理中心，分号则是在外经营业务。开设新的分号，有三个特点：第一，总号选拔资格老、业务精通的优秀人才派往分号任经理，上任时只携带总号的图章、砝码及重要文件。第二，设立分号除了路费和开办费，不发给营业资本，资本金全部存于总号。第三，年终结算，总号全局统筹是否盈利。这种制度一方面有利于节省资本金，调动分号主动揽汇和吸收存款，完成经营任务，另一方面降低了经营过程中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分号只是辅助机关，徇私舞弊的情况极少发生。

山西票号各个分号在营业过程中，由于分号开设不发给资本金，避免了资金的不合理配置问题。倘若所有分号均配置大量资本，由于各地业务变化，会出现有的地区闲置的现金较多，银根松，利率低，放不出款去；而有的地区现金不足，银根紧，利率高，无力放款。总号面对分号缺少资本问题，大掌柜根据各个分号的当地行情，实行“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办法调拨各个分号的资金，以应全局资金周转，资源合理配置。比如，甲分号开设后，营业需款时，自有相连接之乙、丙分号，源源接济，全局统筹，不分毗域，为一种联合组织^[19]。“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是把存银多、现银放不出的分号的资金，拨付给存银短、需要放银的分号，以接济短缺分号的经营，保证各个分号都能灵活周转，争取更多的业务与盈利。

各个分号调拨资金时一般不调拨现银，一来成本费用高，而且安全系数低；二来运输时间慢，耽误了时机。山西票号采取信汇的方法，包括顺汇和逆汇，来达到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目的。

如：京师分号（一八四四年四月初五日）“今收会（汇）去万全号关批足纹银一千两，无票砝，言定在苏（州）五月初三日无利交伊，平照前比咱平每百两大三钱八分，吃空期一个月，贴过咱费银六两，至日妥交。”^[20]此信稿中说在京师万全号先收款一千两，苏州后付款，汇费六厘，即顺汇。

再如：“又定会（汇）过二月初一迟早三五天，苏（州）交西批银一万五千两，四月镖京（师）口（张家口）随便交咱，迟交日期按月（息）四厘三口规与咱行息外，等千两贴咱银四两。”^[21]此信稿是说，在苏州先付款放贷一万五千两，京师或石家庄后收款还贷，月息四厘三，汇费四厘，即逆汇。

总的来说，顺汇是甲地先收款，乙地后付款。逆汇分两种：一是乙地先付款，甲地后收款，放款与逆汇相结合；一是乙地先收款，甲地后付款，存款与逆汇相结合。顺汇和逆汇都是由甲地主动承揽业务。若乙号存款多，放不出去贷款，甲号就主动找客户用放款与逆汇相结合的方法汇出，把乙号多的存款去接济甲号，达到酌盈济虚的目的。若乙号头寸紧，甲号就主动找客户用存款与逆汇相结合的方法向乙号存入，达到抽疲转快的目的。

山西票号通过信汇的方式调拨资金，不仅实现了全号资金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资金，从而获取汇费和利差，获得盈利；而且平衡了两地现银盈绌，预防了一地资金闲置产生的损失和一地资金不足的流动性风险。

与此同时，山西票号管理流动性风险时离不开信息的采集，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各个分号设有跑街，早出晚归地调查市场信息；分号经理汇总汇水、行市、市场供需以及号内资金情况再上报总号，做到上下通气；大掌柜以各分号汇报情况为基础，下达指示。要想使全号资金周转灵活，营业兴盛，这就需要有一个懂得掌握信息、利用信息的管理者，不仅善于经营业务，对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敏感，以便及时调整策略；还要积极主动地去营造机会，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充分调动全号上下人员的积极性。

6.3.2　信约公履制度

17世纪中期起，中国南北商品交易以及经蒙古草原、沙漠瀚海与俄罗斯商人的商品交易发展迅速，山西商人从南方买入茶叶、绸缎、药材、瓷器等到北方市场交易，或者从北方买入人参、貂皮、牛马、毛皮、呢绒哔叽等到南方市场交易。这种商品买卖一般都是远距离交易，而且交通工具落后，从商品出售到收回货款需要较长的周期，所以商户需要预先支付货款、长途运输费用等。而仅凭商家自己的资金，往往十分困难，一般都通过信用放货和信用放款融通资金。信用放货，是货物卖方对信用好的但现金不足的商号赊销商品，待其出售商品后在约定期限内偿还货款。信用放款是金融机构（票号、钱庄、账局）对现金不足而信用好的商号提供借款，方便其现金采购商品运抵异地销售，待商品出售后在约定期限内偿还贷款与利息。无论融物或者融资，双方都是互惠互利。但是，融物、融资所形成的债权债务的清偿业务需要一定的制度约束，这就是山西商人的信约公履制度。

清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太谷，所以大量的商品批发贸易、金融交易多集于此处。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优势，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22]与太原相比，太谷的经济实力也较强。所以镖局运送现银以太谷为中心，现银先集中在太谷，清偿债务债权，办理交收，再以太谷与其他县的远近距离开出债务清偿的期限，即标期，以太谷的利息确定其他县的债务清偿的利息，即标利。这种以太谷为中心向各县辐射，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标期，称为太谷标。之后相继又出现了太汾标、榆次标。标利的计息方法有四种：满加利、长年利、月息、短期利。无论以哪种方法计息，都须依据“一年四个季标，按照标的公开利率，春标开夏标，夏标开秋标，秋标开冬标，冬标再开第二年春标，按此循环”^[23]为原则。

山西票号、山西商人贸易活动与标期、标利形成了债务债权清偿体系。山西票号的信用放款缓解了山西商人的燃眉之急，使日常经营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山西商人的贷款也需要按照标期和标利偿还，履行债务债权的清偿和结算。具体方法是：过标时，第一天是以银两计量的债权债务清偿，第二天是以制钱计量的债权债务清偿，第三天是同业间的债权债务清偿，即票据交换、轧差清算，也叫“订卯”。这种制度以晋商为主，通行于中国北方。

各商号批发赊购赊销，也有到期付不了贷款和利息的时候，这叫做“顶标”。一旦发生顶标，该商号遂立即丧失信用，再没有人与之往来，便彻底破产。所以，参与融物融资的商人都十分重视信用，避免顶标破产。山西票号以信约公履制度为基础通过信用、轧账、担保来避免流动性风险。

山西票号内设“跑街”职务，负责主动寻找商号，并对其每一次借贷信用作出评价，记以优良中差于号内，以便决定是否放贷。信用级别越高，借贷越方便。所以商号即使没有资本也可通过借贷来经营，赚钱后还贷还可以继续借贷经营。要想长久经营获取利润，就必须积累信用，这种良性循环使商号在标期到来之前积极筹措资金，履行约定，资产迅速变现，保持资金正常运行周转。

山西票号还通过担保制度来弥补信约公履制度失效的损失。对于不了解信誉的商号，山西票号要求其寻找一家票号熟悉并且信誉达标的商号出面介绍，到期不履约则由介绍商号承担经济损失，使票号在无法收回贷款时，能及时弥补资金回流，减少不良资产的持有，把流动性风险降到最低。

信约公履制度对山西票号的经营和防范风险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活跃了商品市场的交易，减少了资金存放的成本，搞活了当地的经济。第二，有效地预防了债务债权纠纷的产生，降低了人力与物力成本的投入。第三，合理加快了票号资金的运行周转，贷款回流及时，减少不良资产的持有，保证票号资产的质量，预防流动性风险的产生。

信约公履制度产生于一个特定的信用社会，崇尚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信，不管是管理者还是金融机构都注重对诚信的要求，所以信用是控制风险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信用在则金融兴，这对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信约公履制度充分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管是号内的跑街，还是商号的老板，都积极地寻找信息、利用信息周转资本，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也使得自身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符合山西票号一贯的人本文化崇尚。

6.4　本章小结

山西票号风险管控的主体是人，组织活动的执行者也是人，即是由人来执行对人的控制，具有动态性和主观能动性，要想最大限度地调动从掌柜到经理到伙计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票号的经营中去，就要以管理“人”为切入点，以此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

山西票号注重人治和治人。一方面，票号从财东选拔大掌柜，再到掌柜聘请经理、伙计，都是以懂得信义为依据管理人才。并且这种信义是相互的，领导者对员工信赖，既是给予员工尊严，又是积极倡导挖掘其潜能、肯定其价值的表现，为其创造出一个积极成长的环境；员工对领导者忠义，既肯定了领导者的信赖，又增加了员工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促进了整个经营活动稳步前进；信与义的结合，使员工的个人素质发展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另一方面，在年终，票号总号通过结利、疲账标准来考核分号，并且还要求“他方未受其害者为功”，目的是要求金融企业给予员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终究是为了员工的可持续发展而服务，使员工凝聚归属感和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与企业价值最大化。

山西票号加强内控建设。一方面，通过建立风险基金，保证资本充足；首创密押制度，保证汇兑的安全性；提倡宗法和担保，约束激励员工；紧跟市场动向，避免危机产生；推行财务稽核，科学地量化风险；实行安全支付，保护客户利益；制定严格号规，使经营管理制度化。由此建立起了一套适合于当时社会背景的风险控制机制，有助于风险管控的时效化、标准化、透明化。另一方面，通过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和信约公履制度，合理加快了票号资金的运行周转，贷款回流及时，减少不良资产的持有，保证票号资产的质量，预防流动性风险的产生。

总的来说，山西票号采取管人与内控相结合的方法，注重激发人的潜能，培养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员工素质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从而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现代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山西票号时期多样化、复杂化，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层出不穷，但风险控制的主导方向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建立模型、分析计算机数据，避免风险来获取更多的盈利，这与山西票号风险控制的初衷大相径庭。所以现代商业银行在风险控制上需要借鉴山西票号的优势，重新定位。第一，树立风险管理人本文化理念。第二，加强信用建设。第三，抛弃“模型是万能的”思想。第四，平衡各个风险控制比重。

【注释】

[1]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2]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1967年，第165页。

[3]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4页。

[4]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3页。

[5]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4页。

[6]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4页。

[7]卫聚贤：《山西票号史》，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1945年，第57页。

[8]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7页。

[9]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10]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1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2005年。

[12]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769页。

[13]侯以莅：《傅山的龙门账》，转引自《晋商史料与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2—383页。

[14]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18—620页。

[15]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16]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89—690页。

[17]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597页。

[18]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19]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768页。

[20]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21]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2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1年。

[23]孔祥毅：《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的社会信用》，《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