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学经履历、荣获名誉博士、讲座教授

一、学经履历

1938年11月19日，洪汉鼎先生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原籍湖南长沙。1951—1956年于江苏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已能通过英文阅读，并初习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从而引发了投身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

1956年夏，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贺麟教授、洪谦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其间在贺师的指引下，修习了德语和拉丁文，并确立了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方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先生开始以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热忱投入到学术研究的广袤领域之际，非同寻常的人生苦难悄然降临：偏重于西方哲学史的学习行动在按比例定右派的形势下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无视马列主义学习的罪行证据。基于此种荒唐的处理决定，先生年方19就被迫暂时离开北大去门头沟区斋堂镇劳动。在那里艰辛、危险而困苦的劳动中，斯宾诺莎的教导——“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有力地支撑着先生继续研究和生活的信念和勇气。

1960年，先生的右派帽子得以摘去，复回北大哲学系继续完成学业。然而，“摘帽右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先生仍在相当程度上遭受监督、疏离和歧视，以至于在1963年毕业之际，在已经唯一地通过了从英国回来的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温锡增先生的研究生英文哲学甄选的情况下，仍然由于右派身份而被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拒绝录取。最后，先生被分配到陕西咸阳永寿县文教局，担任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在大西北黄土高原这片土地上，先生整整生活了15个春秋，并先后经历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种种政治劫难，工作也从学校到农村、工厂，甚至当过采购员。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先生的治学精神，这一时期也正是先生的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在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体验中，先生领悟到了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这种领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与先生多年钻研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交相辉映。恰恰也是在此期间，先生完成了后来里程碑式的巨著《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近百万字的初稿。

1978年，伴随着“文革”结束，先生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迎来了重大转折。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贺麟教授的促成下回到北京，并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修读了8个月就作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硕士，开始担任贺麟教授的助手。这可以说是先生哲学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一个新开端。除了帮助贺师整理文稿外，先生还勤力撰述了大量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以为已经酝酿了30余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做最后准备。

1983年，先生获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进修两年。重点研究课题是斯宾诺莎对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代哲学的影响，最终成果以《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德文版）为名在德国出版。其间还与德国教授L.Geldsetzer合作编写了中德对照本《中国哲学辞典》（三卷）。由于对中德哲学交流做出的贡献，1984年10月他受到时任德国总统卡斯顿斯的接见。

1985年回国后，先生任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6年任研究员（教授）。其间被聘为山东大学客座教授，在山大开讲当代分析哲学。该讲演后以《语言学转向——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为名在香港与中国台湾出版。

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以后多次赴德国、香港等地讲学。

1992年，中国国务院为表彰先生在科学技术事业领域的突出贡献，给予政府特殊津贴有贡献专家待遇。(www.xing528.com)

1994年，先生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5年，先生任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客座教授，并赴德国开讲“中国哲学思维模式与精神”讲座。此讲演以后与德国教授L.Geldsetzer合作成书为《中国哲学的基础》（德文版），1998年由德国著名出版社雷克拉姆出版。回国后，先后任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6年，先生的代表性译作《真理与方法》两卷本（台湾时报图书公司，1993—1995）荣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8年，先生受中国台湾中正大学邀请，赴台湾10所大学讲学。

2001年，先生再次受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到杜塞尔多夫大学和海德堡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其间拜访了101岁高龄的伽达默尔教授，并与他做了两个多小时的学术对话，伽达默尔教授最后赠送了他的全集以致告别，一年后伽达默尔去世。

2002年，先生始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教授，创办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并创办大型连续性学术刊物《中国诠释学》，担任主编。

2002—2008年，先生先后在台湾佛光大学、世新大学任专任客座教授，讲授现象学、诠释学以及文本诠释与对话。

2008—2012年，先生在台湾成功大学任客座讲座教授，讲授现象学、诠释学，并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真理与方法》解读课。假期还在浙江大学、山东大学、黑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讲学。

先生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诠释学》主编，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理事，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以及国际斯宾诺莎学会（荷兰、德国）理事。

洪汉鼎先生的成就固然重要，但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乃是这些成就并不是在顺利的道路上，而是在非常不幸和困难的道路上取得的。这种不幸和困难有政治方面的，也有非政治方面的。首先，1957年在并未写过任何一张反党大字报的情况下被北大哲学系按比例误划为右派，这不仅使他在读期间被送到北京郊区劳动以致晚了两年毕业，而且在1963年不录取他为研究生，并将他分配至陕西一个边远的县城做用非所学的工作15个春秋，其间“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以及农村、工厂繁重、艰苦的劳动使其身心受到严重的损害。其次，虽然1978年回到北京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卓越的成绩于9个月内提前毕业，但由于某种不公正的原因被排除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而被分配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那里没有研究生院，而只是为政府政策服务，从而连博导头衔也没有，更不说大学里所谓资深教授、长江学者，全与洪先生无缘。最后也是最大的不幸，洪先生终生感到孤独，没有自己的学生，每当看到其他同仁有不少的弟子，洪先生深感内疚与痛苦。上述人生痛苦可能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这里有着太多的血与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