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哲学研究：宗教与迷信区别详解

宗教与迷信

不过，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斯宾诺莎关于宗教的观点，我们有必要更为详尽地考察一下斯宾诺莎关于宗教和迷信的区分。

正如上面我们提到的，斯宾诺莎在1676年致奥尔登堡的信中就曾经明确地提出宗教和迷信的根本区别。他认为宗教是以智慧为其基础，而迷信则是以无知为基础，因此，智慧和无知就分别是真宗教（religio vera）和伪宗教（religio vana）的根本标志。正是依据于这一认识，斯宾诺莎对传统伪宗教的本质、起源及其社会作用做了历史的考察，并无情地抨击了传统伪宗教的虚幻教义，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丑恶行径。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一书的序言里写道：

世俗的宗教不外是对教士的尊崇。这种错误观念的传布使无用之徒醉心获得教职，这样，传播宗教的热诚遂衰败退化，一变而为卑鄙的贪婪与野心。每一教堂变成了戏院，雄辩家而不是传道士在里面高声演说，其意不在教诲公众，而在力图招人崇拜敬服，使与自己敌对者为公众所鄙弃。所宣讲的只是一些新奇的事物与奇僻之论，以悦听众之耳。这种情形当然会引起不少的争论、嫉妒与憎恨。任凭经过多久，也无法和解。无怪旧日的宗教只剩了外表的仪式，信仰已经变为轻信与偏见的混合。是的，是一些把人从有理性之物降为畜生的偏见，完全把判断真伪的能力闷死。事实上处心积虑养成这种偏见是为扑灭理智的最后一个火花！伟大的上帝啊！敬神和宗教已变成一套可笑的仪式了。^[35]

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传统伪宗教的本质就在于迷信，而迷信是由恐惧而产生和维持，他说“迷信是由恐惧而生，由恐惧维系和助长的”，并以亚历山大过西塞斯关口怕有什么不幸发生而开始迷信、请求预言者指导为例，说：“与此类似的例子尚有许多，足见人为恐怖所制的时候才会陷于迷信。谬误的宗教所崇奉的预兆不过是心在沮丧或惧怕的时候所生的幻影而已。”^[36]

斯宾诺莎进一步认为，无论是恐惧还是迷信，都是无知的产物。他在《伦理学》里说，人们生来就昧于事物的原因，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有意志和欲望，却对引起意志和欲望的原因茫然不知，另一方面只满足主观的揣想，以己之心度物之心，以自己平日动作的目的来忖度自然事物的目的，于是他们揣想世界上必定有一个真宰或多数真宰，具有人的自由，宰制一切，创造一切，因此他们“莫不竭尽心思，多方铺张，以媚祀天神，冀博上帝欢心，使得上帝拿出整个自然界来满足他们盲目的欲望与无厌的贪心。于是，这种成见就逐渐变成迷信，深入人心而难于拔除”^[37]。当人们遭到疾风暴雨、地震或疾病的侵害时，他们牵强附会说，这些不幸事情的发生，不是因为人有罪过，渎犯天神，故天神震怒，以示惩戒，便是由于人们祀奉天神礼节不周，有欠虔敬，招致天谴。这真可以说，“天意便是无知的避难所”，以致“要是有人要想探求奇迹的真正原因，取学者的态度来了解自然而不随愚人那样煞有介事，大惊小怪，便难免不被那些愚人所信奉的自然解释者和天意传达者指斥为鼓吹邪说、亵渎神圣了”^[38]。(www.xing528.com)

斯宾诺莎在对宗教的批判中不仅揭露了宗教迷信的认识论根源，而且有时还触及了宗教的社会作用或政治作用。他写道：“自来轻躁没有定见，可以招致可怕的战争与革命。柯提斯说得好，对乱民最有左右力量的是迷信，且以宗教为借口，容易使他们时而崇拜其帝王为神，时而辱骂弃绝为人类的败类。因此之故，欲除此弊，曾煞费苦心，使宗教，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备有堂皇的仪式，可以抵制一切惊恐，使人人都虔敬信守。……假如专制政治的秘诀主要是欺瞒人民，用宗教的美丽的外衣来套在用以压倒民众的畏惧的外面，这样人民既可英勇地为安全而战，也可英勇地为奴隶制度而战，为一个暴君的虚荣不惜牺牲性命，不但不以为耻，反倒引为无上的光荣。”^[39]“君主是神权的合法的解释人与保护者，所以上帝教义的真正的教士是那些教人民服从统治权以敬神的人，宗教是借统治者的法令以合于公众的幸福的。”^[40]在这里，斯宾诺莎特别把他的矛头对准罗马天主教会。1675年，当一个名叫博许的人秉承罗马天主教会的旨意规劝斯宾诺莎返回天主教的教义上来时，斯宾诺莎在复信中愤怒地写道：“您对于罗马教会的教规称颂备至，我承认，这种教规对于许多人来说有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优点，但我认为，在欺骗群众和压制人的精神方面，除了伊斯兰教会的教规远超过罗马教会的教规外，罗马教会的教规要算是首屈一指了，因为自有这种迷信以来，他们的教会就没有发生过分裂。”^[41]

传统伪宗教的理论根据是《圣经》，因此，为了戳穿神学家和牧师们的荒诞不经，斯宾诺莎把他绝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了《圣经》批判。他试图证明，被这些专横的神学家作为根据的那本《圣经》也不能证明他们所持的伪宗教立场。即使对于这本《圣经》他们也是十足的无知，他们之所以需要《圣经》仅仅是一种借口，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无耻地想站在其他人之上的权欲。他写道：“我承认他们对于《圣经》的奥妙不厌表示惊异，可是我只见他们讲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思辨，为的是保全对耶稣教的信仰。他们使《圣经》迁就那些理论。他们使希腊人胡说乱道还以为未足，他们还要那些预言者也胡说乱道。这足以证明就是睡梦中他们也没一睹《圣经》的神性。他们深切地崇拜《圣经》的玄妙不可思议，清楚地证明他们对《圣经》的信仰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首肯，而不是一种有生气的信念。”^[42]为了正确地解释《圣经》，斯宾诺莎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对《圣经》的科学的历史的批判方法，即“《圣经》只能由《圣经》来解释”^[43]，或“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44]。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研究《圣经》应当与研究任何其他历史文献一样，既要了解他的作者的生平、行为与学历，他是何许人，他著作的原因，写在什么时代，为什么人写的，用的是什么语言，又要考察《圣经》每篇著作所经历的遭遇，最初是否受到欢迎，以后落到什么人的手里，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是谁的主意把它们归入《圣经》，以及现在公认为神圣的各篇是怎样合在一起的。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一书里正是用这种方法批判并重新解释了《圣经》，驳倒了神学家们对《圣经》的各种歪曲和捏造，从理论上根本捣毁了教会统治的基础。

斯宾诺莎从对《圣经》的批判中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圣经》不是为有学问的人而是为各时代各民族写的和传布的，所以我们除了实行《圣经》的主要箴言所绝对必需的之外，不受《圣经》之命的束缚，以使我们更能以理性之光正确认识事物。在这里，斯宾诺莎坚决要求哲学应当与宗教信仰分开，并把信仰与哲学分开这一点作为他著述《神学政治论》一书的主要目的。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哲学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宗教的信仰仅在于使人服从，因此哲学和宗教信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哲学的目的只在求真理，宗教的信仰我们已充分地证明，只在寻求顺从与虔敬。不但如此，哲学是根据原理，这些原理只能求之于自然。宗教的信仰是基于历史与语言，必须只能求之于《圣经》与启示……所以宗教的信仰容许哲学的思辨有最大的自由，容许我们对于事情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而不加呵责，只把那些传布易于产生顽固、怨恨、争端与恼怒的思想的人断为异教徒与提倡分派的人，相反，对于那些竭尽智能劝我们履行仁义的人则应认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45]为了使哲学思考摆脱神学的桎梏，斯宾诺莎更进一步提出理智与神学的分界，理智的范围是真理与智慧，而神学的范围则是虔敬与服从，因此，“神学不一定要听理智的使唤，理智也不一定要听神学的使唤，二者各有其领域，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争辩的”^[46]。

上述可以说是斯宾诺莎对于以无知为基础的伪宗教（即迷信）的批判，但作为一位哲学家，斯宾诺莎并不否认以智慧为基础的真宗教的存在。当他把哲学和神学的范围确定为真理、智慧和虔敬、服从的分界，这种以智慧为基础的真宗教实际已不属于神学的范围，而属于哲学的范围。为了正确理解斯宾诺莎这种以智慧为基础的真宗教，我们有必要了解斯宾诺莎所谓人性生活的三阶段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