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哲学研究：逻辑自然架构与现象描述

逻辑性的自然架构与自然的现象描述

对于这个自然架构，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它是一个逻辑性的自然架构，而不是一个实在因果性的自然架构，也就是说，这个自然架构中的各个联结点之间的关系是根据—结论（ground－consequence）的关系，而不是原因—结果（cause－effect）的关系。这可以从斯宾诺莎经常使用的“原因或理由”（causa seu ratio）这一术语看出来。把原因与理由相等同，就表明斯宾诺莎是以理由代替原因，以逻辑推导关系代替实在的因果关系。斯宾诺莎说：“无限多的事物以无限多的方式都自神的无上威力或无限本性中必然流出，这就是说一切事物从永恒到永恒都以同等的必然性自神而出，正如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是从三角形的本性必然而出一样。”^[1]这就表明他把万物自神必然流出的关系等同于数学的演绎关系。斯宾诺莎之所以最后采用几何学表述方式，也可能正是为了表明这一点，因为数学演绎正是逻辑推导关系的典范。

现在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斯宾诺莎所使用的两个拉丁文词affectiones和modificationes。斯宾诺莎使用这两个词，很可能是受了柏拉图的分有说的启发，柏拉图为了阐明现实可感世界如何从理念世界派生出来，曾提出了“分有”（με^，θεξιs，Participation）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某一个体事物之所以美，乃是它分有了美的理念。不过斯宾诺莎并没有采用“分有”这一概念，而是采用了一种“样态化”或“状态化”的能动性的词汇，因此我们可以按我国传统哲学中的“理一分殊”说法，把这两个动名词翻译为“分殊”，以表示一种“自身样态化于什么”或“自身状态化于什么”的关系。从逻辑上说，这样一种样态化的关系就是一种“体现于什么”、“寓于什么”或“表现于什么”的逻辑蕴涵关系，犹如一般体现于个别中，整体寓于部分中，本质表现于现象中。因此，在斯宾诺莎的自然架构中，神或无限的实体与它的诸属性的关系，诸属性与其各自的无限永恒样态的关系，以及无限永恒样态与有限样态的关系乃是这样一种逻辑蕴涵关系，即神或无限的实体是通过自身表现在它的两种属性中，以使我们人类对神或实体的本质有所认识。不过这两种属性却分别体现在它们各自的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和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之中，而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和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无非是一切有限样态的普遍本质和统一规律，因而它们需要通过有限样态来表现，或表现于众多的有限样态之中。这里每一个联结点从逻辑上讲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们总是一个通过另一个表现出来，一个本身逻辑蕴涵了另一个。这里既没有抽象的实体，也没有抽象的属性或抽象的无限永恒样态，无论是实体、属性，还是无限样态，它们最终都表现在无限数目的有限样态之中，或者说，表现为无限数目的有限样态。正如在数学演绎中，其结论不是前提在时间上的后果，而是前提本身内容的逻辑展开或推导。斯宾诺莎自然架构中的全部联结点也不是在时间上一个跟着另一个产生出来，而是一个跟着另一个定义，当做必然蕴涵的东西展开来。在斯宾诺莎的自然架构里没有时间性的概念，各个联结点的关系并不表现一种时间过程。斯宾诺莎说“在永恒中是没有现在或以前或以后的”^[2]，整个自然架构是逻辑上一次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暂时跟随西方哲学史家的观点，把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体系叫做“逻辑一元论”。

因此，我们对于斯宾诺莎的自然架构的陈述也可以不从神或实体开始，而直接从自然界或有限样态开始，即无限数目的有限样态是唯一的现实存在，其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就是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和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而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和间接的无限永恒样态无非是神的属性的绝对本性和分殊的表现，而神的属性就是神或实体的固有本质，因此整个自然界无非就是神或实体的表现。这样又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产生自然的自然”（实体及其属性）和“被自然产生的自然”（无限样态和有限样态）并不是两个自然，而是同一个自然的观点，“产生自然的自然”表现了世界的统一性、能动性和无限性，“被自然产生的自然”则表现了世界的多样性、被动性和有限性，整个自然的真理在于统一性和多样性、能动性和被动性、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所以，根本说来，斯宾诺莎的自然架构里只存在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既可以叫做神或实体，又可以叫做样态或世界，说斯宾诺莎哲学是有神论固然是错误的，但说它是无世界论也是错误的。^[3]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唯一的实在就是作为统一系统来看的无限永恒的自然界。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当我们说斯宾诺莎的自然系统是一种逻辑性的自然系统，是否就意味着这个系统是一个不真实的系统或臆想的系统，与现实的自然界的生成过程毫不相干呢？我们不这样看。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科学的解释和自然的描述。事实上，科学的解释系统不应等同于自然的经验描述。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斯宾诺莎早在1661年就已明确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1661年10月，当奥尔登堡把英国科学家波义耳的《物理学研究论文集》送给斯宾诺莎并请斯宾诺莎提出批评意见，结果引起斯宾诺莎与波义耳之间就硝石本性问题长达两年的通信讨论，这场讨论反映了斯宾诺莎所试图达到的新科学理论的理想，即建立一种不同于经验描述的科学解释系统。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科学研究由之出发的最高概念不应是按照人类的感觉来解释自然的概念，而应当是纯粹的、按照自然本来面目来解释自然的概念。他在写给奥尔登堡的信中说：“我认为那些由平常语言习惯而形成的概念，或者那些不是按照自然本来面目而是按照人类的感觉来解释自然的概念，绝不能算作最高的类概念，更不能把它们和纯粹的、按照自然本来面目来解释自然的概念混为一谈（且不说混淆）。属于后面这类概念的有运动、静止及其规律，相反，属于前面一类概念的是这样一些：可见的、不可见的、热的、冷的，同样我也可以说，还有流动性的和凝固性的等等。”^[4]另外，作为科学证明的手段不应当是个别的实验和偶然的经验观察，而应当是数学的演算和逻辑的推理。他说：“从来就没有人能用化学实验或任何别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这只能借助推理和计算来证明。我们凭着推理和计算可将物体无限分割，也可将推动物体运动的力无限分割，但是我们却永远不能靠实验来证明这一切。”^[5]这两点清楚地表明斯宾诺莎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对自然的科学解释绝不应当停留在单纯的经验描述上，而应通过理性构造一种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那样的带有普遍性的科学解释系统。这一点就是当时充当他和波义耳之间中介人的奥尔登堡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当奥尔登堡看到他们两人之间不再可能就具体解释硝石本性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他在1663年8月4日写给斯宾诺莎的一封信里说道：“但愿我能够使您集中您的天才去辛勤地培植真正的和坚实的哲学，尤其是能让我劝告您，用您的敏锐的数学精神继续不懈地去探究事物的真髓，正如我不断地鼓励我的高贵的朋友波义耳用多次的和精确的实验和观察去证实和阐明它们一样。”^[6]这里，斯宾诺莎和波义耳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哲学家和一般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差别，作为哲学家的斯宾诺莎绝不会满足于单纯的实验和偶然的观察，他需要构造一个普遍的自然解释系统。

之后，斯宾诺莎在1663年更进一步和更系统地解释了他这种新科学解释系统的理想，他在该年出版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三篇写道：“认识植物的本性或人的本性的最好方法就在于观察这些生物是如何从某些原胚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应当设想出一些基本原理，这些原理要非常简单而且易于理解，同时从这些原理中，像从原胚中一样，要能够推出星球、大地以及在可见世界中所遇到的万事万物的起源，即使我们知道事物的产生并非如此也无妨。因为用这种方法说明事物的本性，比起对事物现在的状态做简单的描述当然要好得多。”^[7]这里，斯宾诺莎首先指出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自然万物和人的本性或本质，而所谓一物的本性或本质，按照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的解释，就是有了它该物必然存在和如此动作，没有它则该物必然不存在和不动作。因此，科学的根本目的也可以说是研究和认识自然万物和人类必然存在和如此行为的根本原因。其次，斯宾诺莎认为一门真正认识事物本性的科学应当是从一些非常简单而且易于理解的基本原理进行数学推导的演绎系统，以使我们能从这些原理推导出星球、大地以及所有自然事物的真正起源。他说：“我们要寻找最简单的和最清晰的基本原理，如果这些原理不是最简单最清晰的，则此原理对我们就毫无用处。因为非常明显，我们之所以假设事物原胚的存在，只是为了更容易地理解事物的本性，然后仿效数学的范例，从最明白的东西进到最暗昧的东西，从最简单的东西进到比较复杂的东西。”^[8]再次，斯宾诺莎强调科学的解释系统不同于对事物现状做简单的描述。按照斯宾诺莎的解释，我们所寻找的那些最简单和最清晰的基本原理并不是自然科学家观察自然现象所取得的个别经验事实，而是理性所设定的一些最好的普遍性假设。他说：“我们说我们要找出这样一些基本原理，从这些原理中可以推出星球、大地等等的起源。我们并非寻找那种只足以说明天文学家们有时加以利用的那些天体现象的原因，而是要找出同时可以认识地上各种事物的那些原因。为了发现这样的原理，就必须使最好的假设满足以下的条件：（1）此假设不应当包含任何矛盾；（2）此假设应当尽可能最简单；（3）它应当最容易理解；（4）此假设应推出自然界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9]这样，按照普遍假设进行的逻辑推导显然不同于经验的观察描述，甚至也可能不同于自然界的实际生成过程。也就是说，科学的解释系统有可能和实际的自然过程不一致，但是斯宾诺莎认为，这种不一致并不妨碍科学的根本目的，即对自然事物的本性和规律的认识。他说：“我们只承认这样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可以推出各种自然现象，正如根据这些自然现象的原因可以推出各种自然现象一样，即使我们确知自然界的产生并非如此也无妨。”^[10]他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某人看到一张纸上画着一条抛物线，并想研究一下它的性质，他既可以从此抛物线实际产生的过程（如先从某圆锥体上截下来，然后印到纸上去）来进行研究，也可以纯从数学原理方面（即由于两直线的运动）来加以研究。尽管他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他对抛物线的本性所得出的结论却是一样的，因为几何学原理乃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律，无论事物采取怎样不同的产生形式，它都必须服从普遍规律。因此斯宾诺莎得出结论说：“既然物质借助于这些规律逐渐地采取一切它能够采取的形式，则我们依次考察过这些形式之后，最后所理解的形式便是这个世界的形式，因此不用担心错误的假设会产生错误。”^[11]很清楚，虽然我们说斯宾诺莎的自然系统是一个逻辑性的自然系统，而不是一个实在性的因果系统，至少就斯宾诺莎本人来说，他并不认为他自己这个自然系统就是一个不真实的或臆想的系统，正相反，他认为他这个系统乃是一个真正揭示世界本性的系统。

但问题可能是这样，即不管斯宾诺莎本人如何认为，他这种逻辑性的自然系统是不是真正反映实在本性的系统，或者说，他的这种逻辑性的自然构架是不是正确的科学解释系统，我们认为这里实际是另一个问题，即对斯宾诺莎的自然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对斯宾诺莎整个哲学的评价问题。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可能构造出许多不同的自然系统，而且，就目前我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来看，斯宾诺莎这种自然系统也是一种很成问题的形而上学系统，它只表现了17世纪哲学家的认识水平，现在绝不会有哪个哲学家再接受或赞成斯宾诺莎这种形而上学体系。这一点即使斯宾诺莎本人当时也认识到了，他从未认为自己的哲学是最好的哲学，而是认为自己在做真正的哲学思考。1675年，当斯宾诺莎的反对者阿尔伯特·博许责问斯宾诺莎：“您怎么知道您的哲学在世界上所有曾经讲授过的，或者现在正讲授的，或者将来要讲授的哲学中是最好的哲学？”斯宾诺莎在复信中从容地说：“这问题如我向您提出，可能更有理由，因为我并未认为我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哲学，我只是知道我在思考真正的哲学。”^[12]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应当是，斯宾诺莎这种形而上学系统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哲学思考呢？也就是说，斯宾诺莎这种显然已经过时了的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考是否给我们一些有关哲学方法的启示呢？为了理解这一点，我感到有必要重温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13](www.xing528.com)

列宁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的逻辑”，我们首先应当理解为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什么是马克思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呢？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从实体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它是整个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了构成人口的比如阶级，人口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那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之类，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又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是个整体的浑沌表象，经过更仔细地规定之后，我从分析中达到越来越是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是空虚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从那里倒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这回，它可不是一个整体的浑沌表象了，而是一个丰富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历史上曾经走过的道路……后一条道路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4]

马克思在这里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17世纪一般经济学家的方法加以对照，认为后者的方法尽管看起来是从具体开始的方法，却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具体（例如人口）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是多方面规定的统一。如果这许多规定未先弄清楚，这个具体只是一个“整体的浑沌表象”，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抽象，因而这样一种方法也就揭示不出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性。相反，马克思主张，真正正确的科学方法应当先从“抽象”开始，也就是先从“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开始，然后再上升到具体，这样最后所回到的具体就不再是一个整体的浑沌表象，而是“一个丰富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样一种科学方法，马克思继续写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复杂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出发点，虽然它在现实中是出发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出发点。”^[15]这里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具体，即现实中的具体和思维中的具体。现实中的具体是已经经过现实综合发展过程的产物，而思维中的具体则是要求呈现现实中的具体最初形式的要素。因此，现实中的具体虽然在现实中表现为出发点，是直观和表象的出发点，然而它却是由最初规定经过综合过程的产物，因而在思维中它应当是结果。相反，思维中的具体虽然在现实中并不表现为出发点，但它却是现实中的具体的最初规定和形式，因此在思维中它应当是出发点。如果我们要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话，我们就不能停留在那种浑沌表象的现实中的具体上，而要先从思维中的具体开始。从思维中的具体到现实中的具体，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从抽象到具体，实际上是内容更深刻的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即从现实中的具体到思维中的具体。——引者加），完整的表象蒸发成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上（即从思维中的具体到现实中的具体。——引者加），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把具体复制出来。”^[16]这里所谓在思维行程中把具体复制出来，就是通过理性掌握现实中的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复制出来，而不是指现实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说：“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仅仅是思维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复制出来的方法。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7]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乃是指一种理性重构具体事物的逻辑方法，这种逻辑方法不同于通常的历史研究方法之处，就在于它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因素，而从本质必然性方面掌握现实发展过程。这里既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即它是通过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的发展来表现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修正了的过程，即它不是像镜子似的如实地表现现实世界的发展，而是通过概念和范畴的逻辑推演、摆脱了历史偶然性而纯从本质方面反映现实世界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说，这种理性重构现实世界的逻辑方法乃是一种内容更深刻、价值更高的认识方法，所以马克思说它“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我们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所阐明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于一般科学方法具有典范的意义，也就是说，科学学说不应当等同于自然现象的简单描述，它应当建立一种范畴发展的形式体系：首先需要设立一些内容非常丰富并带有普遍性的初始范畴，其次它应当采取一种从范畴到范畴的逻辑演绎形式。也就是说，科学解释理论应当是一种形式系统。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已看到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数学、数理逻辑、物理学、地质学以及生物学，但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只能说还在起步，特别是哲学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斯宾诺莎早在马克思之前二百年就已经不仅提出了这种科学解释系统的理想，而且还初步构造了这样一种形式系统，就这一点说，在哲学史上还是很有意义的。尽管他所构造的系统还非常粗糙，而且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还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这也可能就是斯宾诺莎认为自己是“在做真正的哲学思考”的原因。我们应当记住马克思所说的话：“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像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18]作为具体采用的形式可能早已过时，但作为实际的内部结构可能还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