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哲学研究：探索海牙时期

海牙时期（1670—1677）

斯宾诺莎在海牙的第一个寓所位于凡克特街，由一个名叫凡·维伦的寡妇供他膳宿。三层楼上的一个单间既是他的卧室、工作室，又是他的会客室。不过，他在这里只住了一年，第二年搬到了一个邻近巴维罗恩斯洛雷特的地方，在一个名叫韩德立克·凡·杜·斯毕克的油漆匠家里租了两个不大的房间，斯宾诺莎在这里一直住到他去世为止。

海牙之所以对斯宾诺莎有吸引力，可能是这城市可以使他得到市政当权人士特别是德·维特的更有力的支持和保护，而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和保护在当时对于斯宾诺莎尤为必要。因为，虽然在德·维特的支持下，《神学政治论》于1670年出版了，但立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守旧派和神学家的恶毒诽谤和猛烈攻击。他们到处攻击此书乃是“一个叛逆的犹太人和魔鬼在地狱里炼就而成”，各个教会纷纷要求政府立即取缔此书，有的还扬言要处死斯宾诺莎。鉴于此种恶境，斯宾诺莎感到有必要迁居海牙，借重政治领导人物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安全。

谁知事态的发展事与愿违。当反对派的神学家发现这本书是经德·维特的默许而出版时，他们纷纷把矛头转向德·维特，认为德·维特乃是这桩邪恶事件的罪魁祸首。此时正值英法两国对荷宣战，一支12万人的法军入侵毫无戒备的联省共和国，反动派和加尔文教派利用这一时机立刻展开了一场支持年轻的奥伦治公爵反对德·维特的斗争，他们在1672年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闯入海牙一所监狱，把当时正在那里探视兄长的德·维特连同其兄长一起杀死。斯宾诺莎闻知这一暴行，义愤填膺，置生死于不顾，立即写了一张“野蛮透顶”的标语，欲张贴街头，伸张正义。不过由于房东及时发现，恐他遭到暗算，将他锁在家里不让外出，才免一死。德·维特死后，反动派和神学家就对斯宾诺莎肆无忌惮地污蔑和攻击，幸喜此时斯宾诺莎还有一些像阿姆斯特丹市长胡德这样的保护人，才使他本人未受到人身伤害。不过即使这样，过了两年，即1674年，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连同其友梅耶尔的《哲学是〈圣经〉的解释者》以及霍布斯的《利维坦》仍一道被认为是包含了“许多不敬神的、侮辱宗教的和无神论的学说”，以荷兰总督奥伦治三世的名义正式禁止发售和传播。

但是，斯宾诺莎的声誉并不因为这种恶劣的攻击而降低，反而由于他的《神学政治论》而威望大增。斯宾诺莎早期传记作者鲁卡斯说，斯宾诺莎当时在海牙如同名胜古迹一样，凡游历海牙的人，无不以瞻仰斯宾诺莎风采而为荣幸。当时荷兰和法国正发生战争，法军兵临荷兰，其统帅恭德亲王对于艺术、科学和哲学有特殊爱好，早已闻知斯宾诺莎之名，故派人召斯宾诺莎到法国军营会晤。斯宾诺莎也想借此机会促成法国与荷兰两国达成和议，在征得当时海牙市政当局的同意后，于1673年5月前往乌特勒支，可惜恭德亲王此时应召返回法国，斯宾诺莎在法国军营等了数星期不见恭德亲王回来，他就返回海牙。临行时法人告诉他，假如他愿意写一本书献给法王路易十四，他就可获得一项年金，但是斯宾诺莎坚决地谢绝了。谁知斯宾诺莎这次造访法军的行为引起海牙不了解内情的群众的极大愤怒，他们怀疑斯宾诺莎犯有叛国间谍罪，欲以投掷石子来伤害他，但斯宾诺莎问心无愧，挺胸而过。房东害怕暴民闯入家中，斯宾诺莎镇静地说道：“我是无罪的。我们的一些主要政治家是了解我为什么去乌特勒支的。一旦有人来骚闹，我将出去找他们去，即使他们会用对待善良的德·维特那样的办法对待我。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共和主义者，我的愿望是为共和国谋福利。”^[22]

1673年2月，普鲁士帕拉廷选帝侯卡尔·路德维希亲王，正如他的姐姐伊丽莎白公主眷恋笛卡尔一样，也敬佩斯宾诺莎的哲学天才，曾命他的参议员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布里齐乌斯给斯宾诺莎写了一封信，聘请他到海德堡大学任哲学教授。斯宾诺莎对这一邀请最初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他能公开讲学的好机会，但后来一想到邀请书中说“你将有充分的自由讲授哲学，深信你将不会滥用此种自由以动摇公共信仰的宗教”，他犹豫了六个星期，最后他以“我不知道为了避免动摇公共信仰的宗教的一切嫌疑，我的哲学讲授的自由将被限制于何种范围”的答复，婉言拒绝了这一邀请。^[23]

斯宾诺莎在海牙无疑有不少新朋友，虽然正统派的权势和他所遭受的罪名迫使人们对于知道他和赞美他的事情都不得不绝对审慎地保守秘密。其中最忠实的朋友之一是J.M.鲁卡斯，他是一位内科医生，由于对斯宾诺莎的深情，他在斯宾诺莎死后曾经写了现存最早的一部斯宾诺莎传记，一开篇就感叹地写道：

我们的时代是很文明的，但并非因此对待伟大人物就比较公正。虽然我们时代的最可贵的文明都归功于这些伟大人物，并从而幸运地获得了好处，但是或来自妒忌，或来自无知，我们这个时代竟不容许任何人来赞美他们。使人更惊异的是，一个人为了给这些伟人作传，他自己不得不躲藏起来，好像他在从事一桩犯罪活动似的。……但是，无论要在这么一条坎坷的道路上冒多大的风险，我仍毅然决然地要写他的生平和格言。^[24]

另一个忠实的朋友是席勒（G.H.Schuller），他也是内科医生，据说斯宾诺莎最后就是在席勒身边与世长辞的。由于席勒的介绍，斯宾诺莎认识了后来也是哲学家的谢恩豪斯（E.W.V.Tschirnhaus，1651—1708）。谢恩豪斯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德国伯爵，由于研究笛卡尔，他在1674年便与斯宾诺莎通信了，接着又拜访了斯宾诺莎。1675年他到巴黎结识了莱布尼兹，从而使斯宾诺莎与莱布尼兹相接触。莱布尼兹其实很早就知道斯宾诺莎，曾经读过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一书，并且在1671年曾把自己的光学论文送给他，斯宾诺莎也曾经回送了一册《神学政治论》以表答谢。不过自那以后，可能由于避嫌，莱布尼兹未与斯宾诺莎再接触。1675年，莱布尼兹在巴黎会见了谢恩豪斯，得知斯宾诺莎正在撰写《伦理学》，于是在1676年专程到荷兰拜访斯宾诺莎，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在走时还得到了一册斯宾诺莎《伦理学》手抄本。

在海牙，斯宾诺莎最主要的工作当然是把他搁置了五六年之久的《伦理学》尽快写完，而直到1675年该书才完成。如果从1661年着手算起，这本书前后断断续续共写作了14年。在这本书里，他以最系统的形式阐述了他的整个哲学思想，构造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相对于这部著作，他的其他一些著作只能够看成是它的补充和导言。我们的哲学家本想在他生前将这部著作公之于世，但当时斯宾诺莎的敌人在神学家阵营中放出谣言，说他又写了一部比《神学政治论》还更渎神的书，在这种情况下，斯宾诺莎不得不延缓《伦理学》的出版，而着手撰写《政治论》。《政治论》与《神学政治论》不同，几乎完全没有引用《圣经》，而是带有霍布斯遗风的纯粹政治理论。鉴于当时荷兰实行君主制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斯宾诺莎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君主制国家。按照斯宾诺莎的意见，这种君主制应当有着最低限度的专制制度的特点，而保持最大限度的共和制度的优越性和自由，斯宾诺莎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制的第一个理论家。不过，斯宾诺莎的政治理想仍是共和制，而不是君主制，他是在贵族政体的形式下来设想共和国。这本《政治论》既是纪念杰出的政治家德·维特的最好礼物，又是斯宾诺莎为他的国家留下的一份“伦理的遗嘱”。随同《政治论》，斯宾诺莎还写作了《希伯来简明语法》一书。据说斯宾诺莎还用荷兰文翻译过《圣经》，只是在他死前被他烧毁了。正当《政治论》写到第十一章时，斯宾诺莎不幸被病魔缠住了，这是他长期磨制镜片吸入尘灰导致的恶果。1677年2月21日，斯宾诺莎终因肺病而过早逝世，终年45岁。四天后，斯宾诺莎被安葬在斯波耶新教堂，邻近不远处就是德·维特的墓地。二百年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海牙他最后居住的房子附近建造了一座铜像，至今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和游客到荷兰参观的名胜之一。

斯宾诺莎死后遗留下来的世俗财产很少，主要是大约160本书，这些书以及他留下的一些透镜所得的价款正好够支付他应当偿还的所有债务和丧葬的费用，至于他的墓地，仅是一块租用的墓地，在他死后若干年还要再续租。

斯宾诺莎一生是为真理和自由而奋斗的一生。他为人公正、善良、满腔热情，终生为人类进步和正义事业而斗争。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Windelband）在纪念斯宾诺莎逝世200周年时说过：“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25]在斯宾诺莎身上，真能体现我国古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美誉。他的一生正是他的哲学理想的体现，我们既可以说“哲学如其人”，又可以说“人如其哲学”，哲学理想和哲学实践达到了最高的统一。斯宾诺莎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位“哲学家”。

【注释】

[1]斯宾诺莎原名是本托·德·斯宾诺莎（Bento de Spinoza），本托乃西班牙语，意即受上帝的恩惠。巴鲁赫·德·斯宾诺莎乃是希伯来文拼写的学名。后来由于与犹太教会断绝关系，他又改名为以拉丁文拼写的名字别涅狄克特·德·斯宾诺莎。

[2]参阅L.费耶尔：《斯宾诺莎和自由主义的兴起》，17页。该书是近几十年来对斯宾诺莎家庭经济状况提供了较为详尽资料的重要著作。

[3]《斯宾诺莎书信集》，英译本，354页，伦敦，1928。

[4]斯宾诺莎：《伦理学》，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149～1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6]同上书，142页。

[7]见A.沃尔夫（Wolf）编：《斯宾诺莎最早期传记》，英文版，45～46页，伦敦，1935。(www.xing528.com)

[8]A.沃尔夫：《斯宾诺莎传》，见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41～42页。

[9]鲁卡斯：《已故斯宾诺莎先生传》，见A.沃尔夫编：《斯宾诺莎最早期传记》，54页。

[10]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18～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1]同上书，20页。

[12]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3]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253页。

[14]斯宾诺莎：《伦理学》，36页。

[15]同上书，90页。

[16]《斯宾诺莎书信集》，英译本，205页。

[17]《斯宾诺莎书信集》，英译本，123～124页。

[18]参见《斯宾诺莎书信集》，英译本，206页。

[19]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2页。

[20]同上书，16页。

[21]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272页。

[22]格布哈特编：《斯宾诺莎全集》，第3卷，73页。

[23]参见《斯宾诺莎书信集》，英译本，265～267页。

[24]A.沃尔夫编：《斯宾诺莎最早期传记》，41页。

[25]文德尔班：《斯宾诺莎论文集》，第1卷，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