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宗教纷争：尼德兰反加尔文教派与加尔文教派的斗争

教派林立和宗教纷争

17世纪尼德兰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是与它的错综复杂的宗教派系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当时尼德兰的纵横交错的宗教形势，就很难正确理解它当时的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

早在13和14世纪，尼德兰就出现了一个所谓“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宗教团体，创始人是德文特的格罗特。这个团体是在犀利抨击天主教会的腐败和堕落行径中发展起来的，它主张返回《福音书》的纯教义，不发三绝（绝财、绝色、绝意）誓愿，也不接受施舍，专事内心修养，完善自己品德。这个兄弟会曾供给穷苦学生食宿，让他们抄写经籍，从而影响日益增大，吸引了大批渴望达到完美品德的信徒。“共同生活兄弟会”无疑为后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尼德兰传播准备了合宜的土壤。自1520年起，路德的著作就被翻译成尼德兰文，稍后，在多德雷赫特、德尔夫特和乌特勒支，形成了路德新教的核心，一场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尼德兰开始了。

这里我们需要对日后对荷兰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影响、并与斯宾诺莎本人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宗教教派做一些考察。再洗礼派（Ana－baptist）是在反对婴儿能洗礼的教义时从基督教里分化出来的一个教派，它认为为不懂事的婴儿进行洗礼是无效的，主张人在成年后应重新再次接受洗礼。它的政治主张是反对私有制，主张“兄弟间一切事物都是共有的”，期待人人平等的“千年王国”来临。再洗礼派最早产生于德国，后来传到阿姆斯特丹，迅速波及荷兰和弗里斯兰。再洗礼派教徒曾把威斯特伐利亚的蒙斯特作为他们的“乐土”，1534年他们在那里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把蒙斯特的主教驱逐出去。虽然1535年蒙斯特被主教夺回，再洗礼派教徒被处以酷刑，但是由于这一教派的社会理论的吸引，它在荷兰省的信徒，特别是在贫苦阶级中，如裁缝、铁匠、鞍匠等手工艺者人数众多，不久从中分化出一个很著名的教派即门诺教派（Mennonites）。

门诺教派的创始人门诺·西门斯（Menno Simons，1492—1559）生于弗里斯兰维脱马松城。他本是天主教的神父，由于受马丁·路德和再洗礼派的影响，1536年脱离天主教会而成为再洗礼派成员，门诺派的主张类似于再洗礼派的主张，认为没有判断能力的婴儿所受的洗礼是无效的，成年后需重受洗礼。门诺派在政治上主张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观点，他们拒绝使用暴力进行社会革命，而宣传一种模糊的共产主义协作观点。^[10]在斯宾诺莎时代，门诺派有很大发展，差不多占据荷兰居民人数的十分之一的人是门诺派人或同情门诺派的人，其中大部分是自由职业者和中下层人士。门诺派教徒大多是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和侵略。在联省共和国初期，门诺派是赞成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发事业的，但是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使他们不久后就退出荷兰的资本主义大冒险。原先，在荷兰东印度公司里本有一些门诺派和再洗礼派人的股份，后来他们反对公司对葡萄牙的战争，抗议公司舰队的武装，因而退出了东印度公司。他们的社会哲学曾在尼德兰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法学家格劳修斯曾写了一本名叫《论价估法》的书，认为基督教不应禁止战争，甚至一个私有的公司也能进行“正义战争”。格劳修斯讥讽门诺派的共产主义协作理想乃是“通向毁灭之路”，他说：“公有制只会带来不满和纠纷，因为对一切人开放的东西应当属于那个最早得到它并保留给自己的人，这才是合理的。”^[11]

加尔文教（Calvinists，亦称归正派）无疑在17世纪尼德兰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加尔文教的创始人是耶恩·加尔文（J.Calvin，1509—1564），他生于法国努瓦营的一个律师家庭，在巴黎读书时受宗教改革影响，参加巴黎新教徒的活动，由于法国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于1535年逃往瑞士巴塞尔，并在那里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加尔文教。加尔文教的主要教义是上帝预定说，即认为人的得救与否，皆由上帝预先决定，与各人自身是否努力无关。加尔文教原在瑞士、法国和英国传播，主要信徒是工人群众，但由于尼德兰革命后蓬勃发展的纺织业吸引了大批多半信加尔文教的法国工人，以及英国的加尔文教徒通过两岸贸易也同时涌进荷兰，以致加尔文教在尼德兰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了起来。尼德兰大部分的工人、农民和水手都信仰加尔文教，甚至联省共和国执政威廉·奥伦治本人也加入了加尔文教。

加尔文教在尼德兰的发展是与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当再洗礼派的社会革命运动在蒙斯特惨遭镇压后，虽然有一部分温和的再洗礼派教徒转变成具有朦胧共产主义意识的门诺教徒，但大部分激进的再洗礼派成员变成了加尔文教徒，他们希望通过有组织的教会来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事实上，从加尔文教的上帝预定说很容易演绎出这样一种革命的理论：既然上帝预先决定了某人升天国，某人下地狱，那么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和奴仆，就有责任与那些行将被打入地狱的人作战。在1572年“乞丐造反”后，加尔文教事实上成了尼德兰穷苦人民反抗西班牙独裁统治的斗争的组织者和鼓吹者，各地的加尔文教牧师都成了革命群众的引导者和代言人。

但是，荷兰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它打破了加尔文教派作为领导的局势，因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开始产生了，即荷兰的自由商业阶级。加尔文教本是穷人的福音和富人的仇敌，力主贫贱是美德，享乐是罪孽。新兴的荷兰资产阶级和商人寡头当然鄙视这一教派，在他们看来，加尔文教的教义是与荷兰商业和经济的繁荣相矛盾的。他们特别反对加尔文教的宗教不宽容政策（加尔文教主张“在一个国家内只可能有一种宗教，所有异教徒必须赶出去，因为一个单一的城市总比一个充满教派的混杂城市要好”），他们认为这种不宽容政策将阻碍荷兰的经济开放和政治自由。而在加尔文教徒看来，荷兰的自由商业阶级的上台，犹如一场“贵族的复辟”。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谏诤派和反谏诤派的斗争，那么我们将很清楚地看到这场斗争的起因乃是反加尔文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之间的斗争。作为谏诤派的代言人阿明尼乌斯，原是莱登大学神学教授，由于他反对加尔文教的上帝预定说，认为各人得救与否虽为上帝所预知，但并非完全由上帝决定，各人可以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接受或拒绝上帝的恩宠，他很快就得到了荷兰自由商业阶级的支持。作为谏诤派政治领袖的联省议会大议长奥登巴恩韦尔特就是站在阿明尼乌斯派立场上坚决反对加尔文教的上帝预定说和宗教不宽容政策。当然这一派立即遭到了加尔文教派以及拥护加尔文教派的奥伦治王族的坚决反对，结果由于奥伦治王族掌握军队，致使1618年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决定把阿明尼乌斯开除教会，封闭阿明尼乌斯派的教堂，并把奥登巴恩韦尔特判处死刑。

不过，镇压阿明尼乌斯教派的行动产生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即一个新的阿明尼乌斯派——门诺教派形成。这个教派以Collegiants（社友会）定名，因为他们为了逃避政府的宗教限制，主张取消牧师的职务和教堂作为宗教活动的场所，仅为祷告和进行完全由非圣职人员主持的宗教讨论才或多或少地在Collegia（社、团）举行一些非正式的集会。这是一种类似于学会的宗教组织。

社友会成立于1619年，莱茵斯堡是它的大本营。正如再洗礼派和门诺派一样，社友会也主张成年人应当接受洗礼。位于古老的莱茵河上的莱茵斯堡是他们洗礼的圣地，因而社友会的教徒也被人称为“莱茵斯堡人”。斯宾诺莎的朋友中有许多人是社友会教徒，他在被犹太教会放逐后去到莱茵斯堡居住，很可能就是他的某位社友会派朋友的建议。这一教派的成员大多是一些出身于商人、医生或其他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主张世俗的和政治的平等以及公有制，另一方面又反对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主张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改良；在思想上，他们大都是自由思想家，一方面热衷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尊重科学和知识，相信理性会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幸福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相信人的知识乃是神的启示；在宗教信仰上，他们一方面反对正统神学家所宣扬的那种超自然的上帝存在，主张理性高于信仰，另一方面又主张一切自然现象都体现上帝精神的泛神论观点。例如斯宾诺莎的朋友彼得·巴林（P.Balling）这位社友会教徒，在1662年写了一本名为《蜡光》的书，他一方面抨击了基于僵死教条的正统宗教，另一方面又提倡在灵魂内在启示基础上建立一种半理性主义半神秘主义的新教。在伦理观点上，勤劳、俭朴、没有任何苛求的生活是社友会成员的理想，他们反对贪求无厌、纸醉金迷的荒淫无耻生活，主张类似于我国古代道德美誉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斯宾诺莎被放逐后靠磨制镜片为生，可能正是这种社友会精神的表现。

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17世纪尼德兰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宗教派系的尖锐斗争了。斗争的两大阵营是清楚的，一方是再洗礼派、阿明尼乌斯派、门诺派和社友会，其成员是荷兰的自由商业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平等和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则是加尔文教，其成员主要是工人、农民、水手和其他下层阶级，他们反对宗教宽容政策，鼓吹君权与《圣经》同在，限制资本主义。这样，17世纪尼德兰的宗教派系的斗争就很容易与尼德兰政治领域内的共和派和君主派的斗争结合起来。加尔文教显然与以奥伦治王室为代表的君主派站在一起，主张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并在宗教上以加尔文教为唯一的国教；相反，那些反对加尔文教的教派则公然与以德·维特为代表的共和派结成联盟，主张最大限度的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政府，并反对以加尔文教为唯一国教的宗教不宽容政策。联省共和国初期的谏诤派和反谏诤派的政治斗争，虽然于1619年以阿明尼乌斯教派的悲剧而告终，但是加尔文教和反加尔文教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反而随着共和派和君主派的政治斗争愈演愈激烈。1653年德·维特担任荷兰省议长，公开反对加尔文教所散布的宗教仇恨，主张人民应当彼此和睦相处，加尔文教徒则奋起攻击德·维特，主张树立奥伦治公爵的最高权威，高喊“摩西和亚伦、君权与《圣经》”必须永远结合在一起。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正是出于这一斗争形势的需要，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德·维特政教问题的代言人。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672年，加尔文教终于利用德·维特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危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德·维特兄弟杀死，致使本来富有生命气息和欣欣向荣的共和国走上了穷途末路。

在谈到荷兰的宗教状况时，我们当然不能略去犹太教，特别是这一教派与我们的哲学家有着血缘关系。荷兰犹太教徒的祖先原在西班牙，16世纪末为了躲避西班牙天主教的迫害，经葡萄牙逃至荷兰。阿姆斯特丹是当时犹太人的大本营。联省共和国之所以允许犹太教在本国定居，除了表明它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开明政策外，还想利用这批富有的犹太教徒的财产为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尽管犹太教有自己独特而严厉的教义和教规，但它在荷兰的宗教世界里的地位颇不受人重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1619年以前，犹太人始终没有得到可以举行公开礼拜的合法许可，而在1657年以前，他们也没有被承认为共和国公民。因此，尽管犹太教的长老们是君主制的拥护者，支持奥伦治皇室和加尔文教，但由于他们寄人篱下的处境，他们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触犯当地土生土长的宗教教徒，因而对荷兰的政治局势影响不大。他们唯一的力量是用来对付自己教民的越轨行为，试图以严厉管教和控制自己教民的思想和行为来换取它在异国的居留权。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个悲惨的事例。大约在1618年，有一个名叫乌利艾尔·达科斯塔的犹太人从葡萄牙逃亡到阿姆斯特丹，他本信仰天主教，但到阿姆斯特丹后改信了犹太教，不过，当他接触到犹太教的教义后，他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他开始轻蔑地把犹太人称为法利赛人，并宣扬他的反对灵魂不死和《圣经》神托的见解。犹太教会当然不能容忍这个异端邪说的传布者，他们把达科斯塔逐出教会，并会同市政当局把他监禁了起来，课以罚金，还下令烧毁了他的著作。1633年，达科斯塔由于感到孤独重新返回犹太教，不过他的异端思想又有表现，于是他第二次又被逐出教会，当他再次忍受不了对他的孤立时，犹太教会给他提出极为残酷的赎罪条件，即要他在犹太教公会里公开撤销他的罪恶主张，接受三十九鞭笞，而且还要趴在教会的门槛上让离开会堂的教徒从他身上跨越而过，可是当他忍受完这一切耻辱后，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不久之后终于自杀。不幸的是，我们的哲学家正是出身于这一教会，这样，在他参与当时荷兰本已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斗争的同时，还要加上一层与专横固执和愚昧无知的犹太教的艰苦斗争，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www.xing528.com)

【注释】

[1]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6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克利萨尔：《西欧经济风土史》，英文版，第2卷，53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829页。

[6]参见莫里斯·布罗尔：《荷兰史》，1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7]引自L.费耶尔（Feuer）：《斯宾诺莎和自由主义的兴起》，66页，波士顿，1958。

[8]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277页。

[9]同上书，12页。

[10]例如，在1663年，有一个名叫彼特·布洛克霍（P.Plockhoy）的门诺教徒极力劝说阿姆斯特丹政府支持他在特拉瓦河两岸建立由41人组成的协作公社。

[11]引自L.费耶尔：《斯宾诺莎和自由主义的兴起》，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