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联省共和国给荷兰带来的经济繁荣，却不容忽视。荷兰地处莱茵河下游，土壤肥沃，气候湿润，加之水源丰富，很早就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并重的国家——这种天然经济，即使在今日，也使我们仍把风车和黑白花奶牛作为荷兰国家的象征。不过，要注意的是，荷兰的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却不在于它的农业或畜牧业，而是在于它的商业，特别是它那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转运贸易。荷兰位于欧洲西北、西临北海，与英国隔海相望。早在卡罗琳时代，荷兰就有一些专门承担货物交易和转运的集散地，英国康沃尔的锡器、北方国家的毛皮和鲸鱼油以及中莱茵河地区的酒，都在这里进行出售。随着这些集散地的贸易日益发展，荷兰出现了一支专门从事货物运输的商船队伍，它包揽了法国和葡萄牙的盐、西班牙的羊毛、瑞典的铁，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木材、粮食和黄麻的转运生意，以致荷兰不久后就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贸易代理人，它自己也从中发展了两个可以说是当时世界贸易中心的港口，这就是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
在反抗西班牙独裁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年代，尼德兰虽然承受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它的农业和畜牧业仍照常在发展。农业提供的粮食、油料和蔬菜，除满足自己居民的需要外，还出口到北方国家和英国。畜牧业也以输出奶制品为主，其质量驰名国外。因为尼德兰人民知道，只有国家内部的经济繁荣，才是对外战争的胜利保证。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联省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以商业寡头为主的联邦制政府，因此它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商人的利益以保证荷兰经济的发展。在联省共和国期间，荷兰首先致力于减弱或取消阻碍生产发展的所谓行会条例的束缚，使家庭手工业转变成工场手工业。在当时的荷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达到了特别高的程度，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业，包括绸缎、丝绒、毛料和呢绒。当时英国输出的羊毛，十分之九是运到荷兰进行加工。其他诸如捕渔业、制瓷业、首饰业和造船业也同样实现了惊人的发展。
为了确保荷兰经济更大的发展，联省共和国致力于扩大他们长久以来就驾轻就熟的海运业。在当时，荷兰的对外贸易几乎遍及了欧洲和近东。在波罗的海上，但泽的麦子、库尔兰和芬兰的木材、瑞典的金属品一直是他们重要的转运物资；在里加海湾，他们和莫斯科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贸易联系；在地中海，荷兰船只和土耳其达成协议，一直可驶到土麦拿港去采购近东的商品。在内河运输上，他们通过莱茵河、埃姆斯河、威塞河和易北河，接触到德国西部和北部的许多市场。为了确保航运顺利和降低各国的关税，联省共和国决定以武力加强运输，实行军舰护送。1644年，丹麦和西班牙曾封闭森德海峡以抵制荷兰贸易，联省共和国为了确保自己商船的顺利通航，派遣海军上将科纳利斯·德·维特率领50艘军舰替300只商船护航，这些军舰驻在森德海峡，一直等到丹麦和西班牙认可他们的通航权和降低关税之后才撤走。
不过，造成17世纪荷兰特殊经济繁荣的，是联省共和国为开发远东市场所做的努力。这就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做了特殊贡献的东西印度联合公司。早在16世纪下半叶，尼德兰同葡萄牙就从事贩卖海外产品的重要贸易，其间里斯本是一大仓库，储存购自印度和东南亚的货物，而荷兰的商船则把这些货物运到北欧和地中海地区转销。这种买卖一直做到1580年菲力浦二世占领葡萄牙为止。荷兰人绝不甘心放弃这宗赚大钱的生意，他们暗暗定下亲自去印度和东南亚的计划，但苦于资本的短缺，他们这一计划在联省共和国成立之前一直未能付诸执行。1602年，联省议会大议长奥登巴恩韦尔特在联省商业寡头——主要是大商人和工业家，以及资金雄厚而经验丰富的犹太商行——的支持下，创立了“东印度联合公司”，试图垄断远至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当时公司共拥有资本650万荷盾，由属于城市商业寡头的17位老板组成董事会，公司所赢得的利润，除上交联省议会一笔税金外，大部分归这些商业寡头所有。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这家公司终于挫败了英国同名公司的干涉，征服了马六甲和锡兰岛，一直到日本和中国台湾都设立了他们的商行。
西印度联合公司是由威廉·于塞林于1621年创立的，它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市场，另一方面是开辟荷属新殖民地。南美洲是这家公司的主要经营地，建在那里的商行主要活动是贩卖黑奴。(www.xing528.com)
东南亚资源的开发、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以及野蛮的贩卖奴隶的生意，无疑加速了荷兰的资本积累过程。荷兰资产阶级通过东西印度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从自己的殖民地榨取巨大的财富，以致如马克思所说的，在1648年，荷兰“已经达到了商业繁荣的顶点”[3]。它在东印度的贸易上，在欧洲东南部和西北部间的商业上，几乎实行着垄断式占有。它的捕渔业、海运业、手工制造业，都远远胜过任何别的国家。共和国所有的资本，比欧洲其他各国全体所有的资本也许还要多。17世纪荷兰的经济发达以及它给予欧洲其他各国经济技术上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可以引证克利萨尔教授在其《西欧经济风土史》里的一段描述：“……维也纳的官厅是荷兰制造品的大消费者。为了缝制官厅武官和侍童、从者的制服，他们采用了荷兰和英国生产的布。荷兰的亚麻布与花边是皇家公主嫁妆的上等材料。官厅宝石商因雕琢金刚石来到有名的阿姆斯特丹，以数十万金收买金刚石。荷兰虽然也有蒂罗尔丰富的矿山，但为了制币局的需要和作为赠送物品，甚至向土耳其人购买美洲的银。荷兰供给一切军用品、火药、硝石、枪械，后来甚至供给占奥地利的财政支出大部分的造船业所需要的建筑材料。”[4]毫无疑问，17世纪的荷兰已成为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5]。
经济的繁荣给荷兰的科学和文化带来了惊人的进步。有人说，17世纪的荷兰之所以光辉灿烂，并不是因为政治事件，也不是因为经济活动，而是因为人才济济的学者和艺术家。[6]这一说法似乎并不过分。为了适应于航海业和生产的需要，这一时期的荷兰在数学、天文学、生理学、光学、地理学和工程学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发明：沙容里·阳塞（Zacharias Zanser）是复杂显微镜的发明者；眼镜工场主约翰·李勃斯（Johann Lippershey）在伽利略之前制造出第一架望远镜；著名的数学家和光学家惠根斯（Christian Huygens，1629—1695）提出了新的光学理论，认为光是从光源向各个方面传播以太的波动，并揭示了土星环的秘密，发展了摆钟理论；生物学家雷文·霍克（Leeuwen Hock，1632—1723）第一次进行了对微生物的观察，发现了用肉眼看不见的生命存在体——滴形虫；另一位生物学家约翰·斯范梅丹（Jan Swammerdam，1637—1682）根据敏锐的观察发表了生物学中富有意义的“万物皆自于卵”的假说，以后为居维埃所赞赏，同时他又是解剖学的最早创始人之一；数学家西蒙·斯泰温（Simon Stevinus，1548—1620）曾改进了会计方法、炮兵术，大力促进了机械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发展；工程师拉内坎（Rannequin）设计了当时最出色和最宏大的供水系统，1682年开始为凡尔赛花园供水。
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我们首先要提到法学理论家雨果·格劳修斯，他是国际法和航海法的奠基人，最早提出资产阶级自然法权和道德观点的代表人物。戏剧家和诗人冯代尔（Joost van den Vondel，1587—1679）从《圣经》和民族史中选取主题，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颂歌和讽刺作品。一代绘画大师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以他那明暗对照的光线效果和普普通通的现实题材为17世纪欧洲绘画开辟了一个崭新境界。
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心。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莱登大学创立于1575年，在整个17世纪一直是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诞生地。在它提倡学术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来到这里从事科学研究，荷兰已成为欧洲所有酷爱自由的学者所向往的中心。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曾这样写道：“伦敦这个城市以及其他大的商业城市，由于赞美低地国家（指荷兰）在摆脱他们的君主西班牙国王统治之后的繁荣昌盛，都倾向于认为如果这里做类似的政权变动，也会对他们产生同样的繁荣昌盛。”[7]霍布斯本人曾经到过阿姆斯特丹，并在那里出版了他的一些英国检察官拒绝出版的著作。同样，笛卡尔这位法国哲学开创者的科学和哲学活动差不多全是在荷兰进行的，他曾经在给他朋友巴尔扎克的信中这样写道：“请选择阿姆斯特丹为足下的避难所……这样完全自由的乐土，在哪个国家能找到呢！”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到这里做过短期学术访问。甚至在17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培尔的启蒙活动和政论活动也是在这里展开；最伟大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亦曾在这里侨居数年，并在这里完成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人类理智论》。
这一切不能不使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里对自己祖国的黄金时代做出这样的赞美：“阿姆斯特丹城在其最繁盛中以及为别人景仰中收获了这样自由的果实。因为在这个最繁荣的国家、最壮丽的城市中，各国家各宗教的人极其融睦地处在一起。在把货物交给一个市民之前，除了问他是穷还是富，通常他是否诚实之外，是不问别的问题的。他的宗教和派别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因为这对于诉讼的输赢没有影响。只要一个教派里的人不害人，欠钱还债，为人正直，他们是不会受人蔑视，被剥夺了官方的保护的。”[8]最后不得不使他骄傲地得出结论说：“我们幸而生于共和国中，人人思想自由，没有拘束，各人都可随心之所安崇奉上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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