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成果：语言学和文化转向的融合

6.6.4　语用学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融合

翻译学研究是对语言哲学问题的思考，对认识问题的探索，对意义问题的挖掘，对人际交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化研究的回归，明确这一翻译研究取向，我们才能纠正文化转向翻译学研究的方向，并进一步发展语言学转向的思想。翻译研究涉及两个层面:一个研究层面是以双语之间的语言比较作为研究的基础，探索双语之间意义上的转换以及双语之间语言转换的机制和规律。另一个研究层面是在文化和文学的范畴中研究、审视翻译，研究文学翻译再创造的性质。面对译学“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自身的不足，例如文化转向的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很难适应翻译中灵活多变、在具体语境的语言实际应用的情况;“文化转向”无法触及具体语言问题，也无法解释翻译中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中出现的矛盾，过分夸大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译者张扬性与读者的接受性对翻译的影响，翻译学语用学途径视翻译活动是一种交往活动，交往活动以语言为中介，以语言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语用学作为一个现代翻译理论的基础，对现代翻译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语言本身的研究，还揭示了语言与其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使译者能够充分了解外界因素对语言差异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翻译学是一种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译学知识体系，它是对人类跨文化交往活动规律的探讨，因此是一种理性的重建。我们看到从语文学范式译学研究经过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又到“文化转向”翻译研究范式的过程，实际上是从神秘主义的非理性到语言工具理性又到怀疑主义的解构主义的反理性的几次变化过程。从翻译活动的本身来看，人文网络语用学翻译研究视翻译活动为一种言语行为的整体表现，它涉及跨文化交际中译者与作者的关系，译入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之间的问题。按照交往伦理的平等交流、知识共享的原则，译者不论处于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之中，都应遵循。在语用学转向翻译中，文化因素自然可以进入到这一基本框架之中。译者与译作的读者之间也存在着主体间性，译者在与作者对话交流，以便充分理解原文之时，还应考虑到译文的读者，并与他们对话。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译者思维与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思维与外物(语言文字、言语、符号等外在之物)、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其中的关系必然是在主观世界(译者世界、读者世界)和客观世界(原文世界和译文世界)之间的译者世界、读者世界、原文世界、译文世界构成一个四维性关系世界或关系网络。那么，弄清这些关系，分析出脉络与头绪，找出一个通道与联结点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

语用学翻译研究把翻译看做一种物质产品，一种交往过程，是一种社会现象(赵彦春 2005:94)，不仅关注翻译的本体，即语言的转换，而且，关注本体相关的各种世界所关涉的各因素。就语用学思想与翻译学建构的关系，首先，语用学路径的翻译学对清除唯科学主义思想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凸显其人文性与社会性有理论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它把原来静态的语言研究变成动态研究，把原来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固定性打破，增加主体因素与语境因素，使它变为一种动态的和变化的意义过程。这样使语言活动不仅成为一种主体间的对话活动，而且有社会性准则与规范的制约。

其次，语用学思想既可以避免语言决定论，克服了传统翻译中让语言规律主宰翻译活动，使人们摆脱翻译的研究局限于语符转换过程中对等规律的控制，发挥主体因素，从而突出了翻译活动的人文性与社会性。按哈贝马斯的观点，译者可以在反思自身的前理解的基础上，去影响和改变它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译者无论在原文的理解，还是在译文更逼似原文上能做得更客观。这样，译文和原文也才可能在一种基本上消除了平等交往障碍的理想的语言情境中共生和交流。同时又可以克服主体意志过分张扬，克服在交往中无拘束、无限释义的弊端，以及在客观世界的自在性客观规律及社会世界的自为性客观规律对主体间对话形成制约，使得交往活动合理地进行。这不仅合乎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同时克服了解构主义、怀疑主义给翻译研究所带来的混乱。“文化转向”通过对主体自由意志的张扬，把意义的阐释活动变成一种无限延宕、不断播散的衍义行为，从而消解意义存在的基础。而语用学翻译研究理清文化转向所带来的混乱提供了有力的理据，为克服解构主义的非理性思想，让我们回归理性进而建立翻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侯向群(2003:43)认为，“解构主义为翻译研究带来了丰富的多元性，但终因其非理性本质而不可能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性理论。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必须以理性作为主干理论框架，同时它又必须是言语学性质的。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是一种不完整的理性，作为翻译活动的本体理论尚有缺陷，所以必须把人们的语言资质与交往资质共同考虑进去，树立普遍语用学的翻译观，才能建立起翻译的本体理论框架。因为翻译活动毕竟是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活动。”(https://www.xing528.com)

再次，语用学为翻译学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语用学转向引入了理性的交往论，视翻译活动是人类跨文化的交往活动，从本质上与普遍的交往活动一样。翻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把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从中寻找交际中的合理性，即取得一种共识性。同时以关联顺应为手段，探究语言与交际者之间干涉的动态关系，研究在主体间的交往中如何取得相互理解的内在规律，重视对语境条件和有能力言语主题构造合适语境的语篇，并达成共识的有效语境认知效果和有效条件的关系，把语言同交际主体、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的相互关系做全面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运用跨学科视野透视语言选择本身的语义－语法规则及其背后的语言使用及其语用本质，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保证翻译学建构的理性回归。处在“文化转向”的思潮，译者与翻译研究者要清楚地意识到，一是不能把文化无限扩大化，二是翻译未必是结构对结构或“两种文化”间搬运式的转换，而是运用语用学翻译观从深层次探究干涉语言的诸多因素，透视语言背后的语言使用的本质及其语用价值，对不同文化进行整合、协商，从语言、文化、认知、交际等多维度理解和转译原语的文化。伴随语言学与译学而发展起来的语用学翻译观不仅注意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哲学观(客观物质世界、个人思想和情感的主观心智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而且把语言同个体主体、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三者关系做全面和合理的阐释，哈贝马斯普通语用学的理性交往行动理论、维索尔伦的语用学综观更体现这一哲学思想。哈贝马斯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主要代表思想是交往行动理论，他的理论是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他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看问题方式感到不满，因为它是封闭与静止的，同时它把人类交际只局限在语言资质方面。但他也同时对解构主义对个体性的过分张扬和对语言的不确定性过分强调十分不满，认为人类的交际与交往是因为人类有两种资质。其一是如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资质，即一个成年人有说出各种符合语法的句子来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其二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资质，即在不同场合与情境下人们能知道如何适当地运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能力。这是一种普遍语用学。正如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能生成各种各样表面完全不同的合理的句子一样，普遍语用学强调了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潜在的就不同交际内容与领域在不同交际场合中与不同交际对象进行合理地交往的能力。普遍语用学就是揭示这种潜在性能力的规律性的。”(侯向群 2003:43)这一新翻译思想为文化的翻译研究与整个译学建构提供新的有力的理据。语用学翻译哲学成为我们理论的根基，从这一理论出发建构翻译学，去解释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也同时兼容已出现的翻译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偏激性发展提出制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新的翻译学研究的初步框架，即从科学共同体的意向、心理、行为等各个方面认识翻译活动，在科学语用学基础上建构解释，抓住翻译理论的本质。

语用学翻译研究对翻译学的建立来说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只有通过研究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才能明确语言背后的意向性，才能明白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语用学路径的翻译研究正是如此解决了此类的问题，平衡了“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关系与对翻译解释的不足。语用学翻译观的基础是把翻译看做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对原作语句的交际意图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用功能对等的方法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语用作用力，它是超越某一种层次对等的翻译，是从宏观上把握原文接受者与译文接受者语用知识的差距，并采用适当的手段在译文中祢补这一差距，达到语用上等值的翻译。语言学派仍然是翻译研究最富有成效的理论途径之一(Baker，2005:56)。随着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从“规定性”阶段转入“描写”阶段，再发展到“解释”阶段。赵彦春(2005:101)认为，翻译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描写，更重要的是解释，因为“解释”是任何科学发展的最高标准之一。而语用学翻译研究是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不仅兼顾了本身的优点，而且兼顾了文化转向的优点，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方法与观点，对翻译过程的语言使用进行合理的、理性的、动态的解释，具有强的解释力，是这两大转向的融合与发展。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是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两大对翻译学影响至深的学派呢?我们应该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应肯定其积极方面的意义，并从这些视角深入研究他们在我国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是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警惕用当前的翻译文化转向取代语言研究，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译文与原文具有同样的交际功能。语用学思想带来的理论与方法对翻译过程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交际意义上的综合分析，既能推导出原文的语用意义，又能在译文中给予恰当的表述，使译文读者理解这一语用意义，达到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目的。

翻译学经历目的论派、文化学派、阐释学派、文学操纵学派等众多学派。我们以为，每一个翻译范式都经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只有对其辩证地进行批判，才能弘扬优点，推动更有生命力的翻译理论建构。对待“文化转向”的实质也应如此。正如张柏然(2001:103)指出那样，中国现代译学构筑的核心理论应以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挖掘、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同时运用西方科学、系统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和升华，从而生成既蕴涵了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融合了西方研究方法优点而且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型译论。可喜的是，不少研究者正为中国译学或以中国哲学建构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