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探索文化转向的解决路径

6.6.3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路

“文化转向”给传统翻译研究带来了新挑战，大胆提出“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看成一个主要学科”(Bassnett 1993:161)，为中国译学的建设提供视野与思考。回应“文化转向”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持有与时俱进的新译学观念，继续完善翻译学理论建构，谋求对翻译问题做出本质性、规律性、一般性、系统性的解释，使翻译学的理论体系不但具有真理性而且具有开放性。同时，我们认为，翻译学所讨论的不仅是翻译知识体系的本体，还应是思维方法，而不是对两种具体的语言对译的方法或对某些文体翻译的具体问题的思考。那么，文化转向所涉及的权利关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社会、宗教、读者文化等积累成为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为翻译学的理论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应吸取文化转向译学建构的经验，惟有明确翻译学的基本任务:建立一套操作程序，使之有可能把原语话语按其含义译成译语话语，将各种不同因素组合成合理的结构，并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描写和解释性模式，然后从中得出种种结论，这些结论可从各种不同的观点运用于翻译理论，或运用于双语研究工作的描写或使用方面(Wilss 1982)，这样才能获得合理的翻译学构建。

翻译学研究是对语言哲学问题的思考，对认识问题的探索，对意义问题的挖掘，对人际交往问题研究的深化和对文化研究的回归。明确这一翻译研究取向，我们才能纠正文化转向翻译学研究的方向。我们不能就翻译谈翻译，就译法谈译法，就事论事，应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升到纯理论，重要的是将翻译过程中主体间的交际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等规律性的表现提炼成为思维方法体系，成为反思翻译过程中人际交往问题的一种思维导向。通过翻译学的研究，我们不但推进翻译活动，为我国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同西方学界沟通的对话平台，而且能够在学科的自我修正、补充、更替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在翻译学研究上，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翻译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吸取其有益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加大文化输出，大力向外译介本国的优秀文化。我国学者在学习别人先进成果的基础上，更应关注怎样将外来的理论应用到本土文化的翻译，形成适合本国本民族实际的翻译理论，即建立本土翻译理论处理话语权力意识等问题。

作为翻译研究，我们必须以语言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以合理的翻译学语言哲学指导研究范式。如上所述，文化转向的翻译哲学受古希腊怀疑主义、阐释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的影响，所依据的哲学属于理论哲学，而非实践哲学，理论哲学缺乏实践指向，而偏重于非理性思辨。要建立翻译学，其哲学必须是实践哲学。毕竟，翻译活动是人类跨文化的实践性活动。今天所谓的“阐释学”和“消解学”实际上一正一反地表达了之所以要“阐释”，正因为在逻辑的背后有深层的东西，因此要把它释放出来;之所以要“消解”，是因为这种深层的东西被逻辑掩盖了，因此要解开逻辑的枷锁，消除逻辑的重压。那么，文化转向努力“阐释”、“消解”、“操纵”语言背后的文化，包括权利、意识形态、政治、主流诗学等。但这种“阐释”、“消解”、“操纵”哲学思想认为翻译无法定位，甚至把它引向神秘，给翻译学带来了许多的困惑与混乱。为此，我们必须重构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而语用学转向为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哲学基础。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至现代经历了三次转向，即“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转向”，而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表明了现代语言哲学的兴起。哲学语用学思想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哲学“语用学转向”以来形成的语用思维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蕴涵“认知转向”的基础。随着哲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中“语用学转向”的逐步形成，可以运用语用学的思想，以及语形、语义和语用整合分析的方法来对传统哲学难题进行新的求解。语用学思想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各种流派、思潮均可在这一界面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寻求合理交往的场所。语用学路径的翻译学引入了理性的交往论，视翻译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把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从中寻找交际中的合理性，即取得一种共识性，同时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赵彦春2005)，探究语言与交际者之间干涉的动态关系，研究在主体间的交往中如何取得相互理解的内在规律，重视对语境条件和有能力言语主题构造合适语境的语篇，并达成共识的有效语境认知效果和有效条件的关系，把语言同交际主体、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心理世界的相互关系做全面的理解和合理的解释，运用跨学科视野透视语言选择本身的语义－语法规则及其背后的语言使用及其语用本质，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保证翻译学建构的理性回归。处在“文化转向”的思潮，译者与翻译研究者要清楚地意识到，一是不能把文化无限扩大化，二是翻译未必是结构对结构或“两种文化”间搬运式的转换，而是运用语用学翻译观从深层次探究干涉语言的诸多因素，透视语言背后的语言使用的本质及其语用价值，对不同文化进行整合、协商，从语言、文化、认知、交际等多维度理解和转译原语的文化。(www.xing528.com)

翻译研究要建立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以指导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明确了翻译学哲学基础与研究方向后，要把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回归到翻译的本体，即语言转换的研究，视翻译为一种交往，研究翻译过程，传达原作的意义和意图，避免文化转向的虚无、以偏概全的倾向。翻译研究本体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对文化等因素的排除，而是以翻译本体为基点，兼顾本体相关或蕴涵的其他成分。文化转向要求我们在思想上，要提高民族自信心，发出自己的声音。翻译实践上，我们要运用关联顺应分析翻译过程中语言使用的本质，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改变翻译的消极被动的一面，发扬其积极主动的一面。对翻译西方文本不一定要亦步亦趋，不敢做任何变动，而应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从印度的文化翻译历程看到学者的文化责任，文化翻译要从文化输出到文化互动、再到文化抗衡，最终实现文化的和谐共存。翻译作为文化交往的一种形式，虽然无法彻底改变不平等的文化交往的现状，但无疑能对文化的非殖民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例如，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策略是为避免欧美文化过度膨胀、破坏文化生态平衡而提出来的，其异化策略被认为是对后殖民语境中抵抗透明性翻译的一种手段。而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认为原文不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翻译应该是一种侵越形式;坎波斯(Campos)的归化策略反映了巴西独立后的文化自信和自主的心态，强调不同文化平等互补，为“我”所用，可以互“吃”。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在鼎盛时期。在这个领域国内也涌现出不少的主将，如王克非、刘宓庆、王宁、吕俊、谢天振、王东风等著名学者，我国香港著名学者包括陈德鸿、孙艺风、张南峰、朱纯深、朱志瑜、王宏志、谭载喜等对中国译学研究与中国的翻译研究做了独特的分析与探索。我国学者孙会军(2003:300)提出，翻译对不同文化符号进行重组时，不可避免地也在进行文化的杂合，以达到某种平衡和均势。殖民地文化、弱势文化可以通过“杂合”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地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成为使西方文化“地方化”的一种手段。而“杂合”对瓦解宗主国与殖民地、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弱势文化逃避殖民文化的控制或是西方权威的压迫提供一条出路。文化翻译既是一种跨越文化边界的活动，又是一种消除文化边界的活动。孙艺风(2004:280)指出，文化翻译的任务就是把本土文化产品改造成跨文化产品，文化的产品结构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也各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跨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本土化，也是跨文化交流所需要经过的程序，引进外来文化注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向本土文化注入外来文化因子毕竟也非易事。为了完成跨文化交际的翻译任务，翻译活动应充分利用文化的动态性、开放性与渗透性、包容性与兼容性，破译原语表现或隐含的文化，策略性地体现这些文化。

“文化转向”的思潮给翻译研究带来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持有正确的思想与开放平等、兼收并蓄的合理态度，力戒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应以持平等对话、辩证的态度对待“文化转向”，充分认识其译学开创了新局面的积极意义，也要警惕文化翻译对翻译研究的剥夺，使翻译研究丧失其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像哈贝马斯建立的交往论一样，翻译应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一种平等理性的交往行为，立足“交往”为中心，兼容各研究范式的观点，辩证互补，从整体上把握研究范式的合理之处，在实践中合理结合与建构。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我们要以平等的态度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中西语言文化传统相异，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思维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审美观的差异、生活方式的差异、民族色彩的差异等。西方讲究形合、重推理、精确、细腻描写的翻译理论也未必完全适合缺少形态变化、重意合的汉语表达形式以及中和、重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此外，中西方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只要人们不改变长期形成的偏见，文化交往就很难在平等公正的前提下进行，作为文化交往手段的翻译自然就很难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翻译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不同文化的融合，但是这种融合必须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必须是以共生为基础的融合，并且保持文化的差异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吴南松2003:14)。译者可以在交往中既“尊重自己”，即保持译语文化所独有的特征和本质，又应尽可能“尊重别人”，即保持原语文化的差异性。译者只有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和艺术性，将视野置于到更大的翻译环境，勇敢面对文化转译过程中的冲突，平衡双语文化的两极，才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生。

要充分注意到维护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警惕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提倡多元文化共存互补。为此，翻译活动要体现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一方面要求译者对各种文化给予必要的尊重，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对话和交流，反对欧美中心主义，改变欧美的基督教文化独霸天下的局面。另外，还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本土主义思想。无论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不应以自己模式为标准而抹杀他族文化的异质性。我们认为，强调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弘扬文化的独创风格不但不会阻碍民族文化走向世界，而且有利于解构“文化霸权主义”的殖民策略，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多元共存互补的文化。翻译不仅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沟通的方式，而且是不同文化和文明沟通的理解方式;它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也是一种相互的理解与合作。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之所以要保持平衡，原因就在于翻译的使命:文化交流和借鉴。翻译是一种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平等交往，才能找到合理的存在方式;在翻译领域，也只有通过合理的碰撞和合理交融，才能找到合理的建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