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语言学与文化转向的反思

6.6.2　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反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翻译研究科学派兴起之时。所谓科学派，又称语言学派，以奈达、穆南、卡特福德、雅各布逊、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彼得·纽马克等欧美语言学家为代表，认为翻译理论只能是一门语言学学科，翻译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语言学的任务，重要的是对比原作和译作语言单位意义上的相同，以达到内容上的等值;把接收到的语言信息根据给定的定义译成信号，然后发给目的语读者;一切与语言内部结构无关的因素也被排除在外，或忽略不计。因此，语言是透明的，翻译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过程，所涉及的只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那么，翻译研究就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忽视了。前期语言学派强调用所谓的规律性的对应现象限制译者发挥创造性，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和语言形式的转换，从而归纳出一些诸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和增词之类的所谓翻译规则，企图以这些机械化的手段达到最大限度的对等——字句对等，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的对等模式，迷信语言的共性，认为用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翻译观所依靠的是认识论主体哲学，并深受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认为原文具有确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的地位逊于原作者的地位，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这两者视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的确定意义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翻译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成了探讨不同语言之间在形式上的转换规律，语义－句法模式就成了主要的研究模式。翻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而起作用的只是语言的工具理性，即其规律性。翻译理论由于长期受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语言是一个规范的、同一的和稳定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因此，语言被类比为数学符号系统成了理性和规律性的象征，例如奈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最大优势表现在研究高度规范化的语言方面，能提供许多范式以及使用标准形式的术语。翻译研究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只关注语义与句法的正确性与规则的运用，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忽视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视更大范围的文化与这些因素对译文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没有考虑语用维度、语用意义和文本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其研究范式是封闭的、静止的和自足的。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也由语言本身扩大到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生理等方面，后期的语言学翻译思想把原作、原作者、原文读者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所以也就更科学、更完整地描述了翻译过程，突破了微观语言学的文本模式，开始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上述的封闭的、静止的翻译范式被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转向”所打破。受后解释哲学、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的影响，翻译研究的方向重点是文化研究而不是语言转换。巴斯奈特、勒菲弗尔、根茨勒、图里、韦努蒂等为代表的“文化转向”学者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外的诸多因素:哲学、政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译者目的、诗学等，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从着眼单一文本转向文化大视野。翻译不再被看做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文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文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文社会的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翻译的文化研究作为当代翻译研究范式的总体趋势，具有较强的优势，同时反映当代学术理论思潮的要求。“文化转向”跳出的传统的译论狭隘的操作层面，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对译学建构起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文化转向”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其对翻译的语言学派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也是不妥当的(郭建中 2000:172)。在文化转向的理论体系里，传统的语言层面“忠实”、“对等”之类的研究正是消极、负面的，而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与翻译的互动研究才是积极、正面的。“文化转向”认为，转向发生之前的翻译研究一直停留在“对等与否”的文字层面上，只是在条条框框、固定模式下的纯客观的运动，始终不能以宽容的态度分析“叛逆”背后的文化因素，提倡应以“文化功能等值”代替传统的“忠实”、“对等”。我们发现，中外学者很少界定翻译研究中的文化概念，“文化”好像无所不包。显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翻译研究引入漫无边际的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权利等研究取向。另外，即使是文化途径，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文化的无所不在性，很容易模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野。毋庸置疑，很多文本中蕴涵着某个特定文化所特有的一些因素，但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所以翻译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研究全部，它只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文化研究从本质上看，文化转向的学者把文化作为切入点，并把翻译的特殊规律当做一般规律。但各翻译研究范式有各自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成果，不能对其予以全盘的否定。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提出的“语言转换”其实并不完全排除文化因素。我们认为，即使从外部因素讨论翻译也不应把语言转换排除在外，也需要在原语、译语文化语境下对语义、语形等层面语言转换与互动过程进行描写与分析，否则脱离了翻译的根本——语言内部研究，难以发现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文化转向”把外在的因素无限制地夸大，甚至认为这才是翻译的发展方向，自然就难以形成合理的规范和标准，获得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那么，“文化转向”应以本体研究为基础，即对翻译行为性质、过程和语言转换机制及其互动结果的研究。

其次，“文化转向”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以及文化制约翻译的因素，它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译本、读者、主流诗学等方面讨论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关系，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它对影响翻译的文化因素只是做简单的经验归纳，赵彦春认为，上述因素可能与另一个因素发生冲突，或有相互重叠、相互兼容，难以构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导致不可知论和无政府主义。例如，文化转向中赞助者可以是团体，如宗教集团、政党、王室、政府部门、出版商和大众传媒机构等，他们的影响可能从译本的选择开始，贯穿译本形成的整个过程。但这些因素可能有些在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又有些可能起副作用。而且，翻译即使被这些因素影响仍起着传播文化的作用。就意识形态而言，文化转向忽视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例如，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一开始就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绝对化，提出，意识形态对翻译无处不在，随时都在影响或左右着译者的思维、行文或翻译策略的采用等，甚至译者呼吸的空气都被某种莫名的或无形的力量所操纵。其实，意识形态是相对的，因为译者作为认识本体有能力意识到自己在翻译中所受的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凭着素质、良心和道德可以克服这些影响。不可否认，翻译研究或多或少地渗透了意识形态批评的某些观点和方法，这是极为正常的。文化转向意味着意识形态并非超然于翻译活动之上，而是贯穿始终(Simon 1996:8)，但不可据此把简单的意识形态立场作为翻译研究的预设。我们反对意识形态的绝对论，因它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意识的超前性，这也与该学派提出的主体性相悖，实际上，又去否定了译者、翻译职业和翻译文学的创造性。(www.xing528.com)

就主流诗学的探索，“文化转向”的学者认为，文本框架内的主流诗学决定了特定社会中可以接受的文学形式和诗学，但我们看到，译者可以不受原语的文化或主流诗学的制约持有不同的翻译观，或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改写以适合读者的期待，这得靠译者在策略上对双语的操纵。同时“诗学”的定义与所指含糊不清，无法涵盖文化系统的“规范”或多元系统论的“形式库”。赫曼斯批评勒弗维尔强调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术语太理所当然、太少，也因而太笼统，只能指出文学社会的大方向，而无法指导深入的研究;勒弗维尔的论述作为理论架构“仍然太粗略”，“不够一致”(Hermans 1999:139～142)。

同时，“文化转向”夸大了文本文化资本决定了可以被接受的文学形式和类型或者译本的文化资本，其“读者的需要不仅影响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它实际上会从根本上引导译者，使译者做出决定译文最终形式的选择”的说法也是偏激的。相反，我们认为，译者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读者面对的只是成品。为此，“文化转向”关于文本内因素的研究取向和结论是错误的，而其文本外因素的研究也不客观，没有形成一致性、连贯性的理论体系。他们将译语文化的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与美学取向等制约翻译的因素归为一类，违反了逻辑的矛盾律，因此也不可能总结出预测翻译现象和过程的规律(赵彦春 2004: 104)。

再者，“文化转向”的哲学基础导致其无法获得合理解释翻译现象的规律。它的哲学基础经历科学主义翻译观、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想等哲学思想的影响，以致其理论最后深陷于“反叛”、“颠覆”、“反思”、“反逆”、“不确定性”、“边缘性”之中。刘宓庆认为，当代西方并没有形成着眼于全方位文化的、有系统的文化翻译理论，大多数的译论集中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义诠释问题。这些译论有时能提出很有新意的见解，但应当看到它也常常陷入片面、偏激的困境;这些译论是当代西方翻译的一种倾向或思潮，并没有形成什么稳定的有群体意识的“流派”。上述对西方译论的归纳有助于我们从全局的视野理解和探究“文化转向”的理念和存在的不足。

我们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与其他“转向”，如哲学上的语言论转向等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翻译研究深化的过程(吕俊 2004)。另外，即使是文化途径，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文化的无所不在性，很容易模糊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野。“文化转向”引发翻译研究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漫性”，将“翻译的多学科”向“翻译无学科”摆渡，试图取消“原著”、“译著”、“翻译”、“忠实”、“对等”等这类概念，也取消了翻译学的信号(赵彦春 2005:102)，进而将翻译推向虚无，消解了翻译作为独立的学科的本体存在，翻译限定条件、贯穿始终的规律等。哲学解释学的语言观是一种元语言学的语言观，其结果必然会带来对语言的忽略而走向分散多元，即把翻译的本体拆解，只关注在这一活动中的其他次要因素。“文化转向”自身存在着理论缺陷:理论基础薄弱和推论环节缺位等，只有深化翻译的结构研究，语言转换机制及其结果分析和描写，才能促使这一新型范式获得广泛的学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