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的许多思想都与哲学息息相关。纵观哲学的发展历程，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向，即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与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哲学家使用语言语形分析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形成语言哲学。哲学语用学思想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格赖斯、奎因、戴维森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寻求交流和使用中语言的意义，形成语用学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哲学“语用学转向”以来形成的语用思维，成为哲学与语言学研究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它既总结了“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又为“认知转向”提供了基础。哲学思想的更新又与翻译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哲学推动翻译理论研究的涌现与发展。翻译学经历了语文学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等的转向，“文化转向”正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趋势，面对翻译学与哲学、语言学的转向与发展，我们有必要对翻译学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审视，建构合理的翻译研究范式。
哲学思想与翻译哲学是一切科学活动明辨的思想和价值前提。各翻译研究与思想有其哲学基础，认清哲学发展与翻译研究发展关系对翻译研究意义重大。“语言学转向”这个术语最早是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贝格曼提出来的。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指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强调形式理性与科学主义的观念，但导致了某些极端倾向。首先，它把问题上升到语言的语形和语义层面，客观上避开了某些说不清楚或一时不能说清楚的问题，尤其是本体论地位方面的麻烦。其次，它采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共时性的、分析的，静态地考察科学的逻辑结构，脱离科学发展的历史、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忽视了心理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再次，以逻辑理性为标准，要求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支沿着物理主义的途径作彻底还原，导向了极端的科学中心主义。哲学的第一次“语言转向”实际上是转向以语形学为主要面向的逻辑句法分析，它的代表就是逻辑实证主义，但它忽略了语言符号意义的另一种构成方式，即语用学的方式。(www.xing528.com)
继语言学翻译观之后，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阐释哲学)主义思潮、赛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研究、詹姆逊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的意识形态研究席卷了诸多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文化转向”以苏姗·巴斯奈特和安德列·勒弗维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的问世为标志。哲学解释学乃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目的论、操纵论、界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哲学基础，其思潮是反理性的，它否定中心，拆解结构，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转向的工具理性、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观点，主张意义是不确定的，意义在对话中生成。该学派学者认为，语言不是外在于主体的工具而是人存在的方式，他们开始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文化转向”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同时，其学者的态度也从理性主义转向怀疑主义，对翻译主体主观性的关注和重视，否定与摧毁翻译客观规律性。深受后现代哲学思想影响的学者特别关注语言的外部因素相结合，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不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即从文本到文部研究，强调文化、历史、政治等对翻译活动进行研究;其哲学根源从认识论主体哲学转向语言论阐释哲学。这种阐释式的翻译研究极大地拓展了传统译学研究的疆界，但是也带来了许多困惑与混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使翻译活动本身受到拆解，完全排除了对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语言问题的研究，而将翻译研究变成文化、意识形态等研究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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