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审美与转译：从《语用学翻译研究》中获取6个关键见解

6.4.3　文化审美与转译

雪莱曾说，诗是不能译的，译诗是徒劳的，这主要是由于文化等因素引起的。“文化的渗透性极强，文化因素深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刘宓庆 1998:47)。诗歌是民族语言的精粹，凝聚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在语言形式如句法、修辞手段上经常出现变异，而且在表达思想内容时，亦经常借用典故、历史、神话等要素。中国诗歌的“梅”、“菊”、“风”、“月”、“燕”、“笛”、“秋水”、“婵娟”等字词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其人格化的联想和情趣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同样，典故的文化诗句:“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琴》)，“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陶渊明《乞食》)。对于不知道“庄周梦蝶”、“望帝啼鹃”、“漂母饭信”典故的人来说，根本无从理解诗的意思。从语言学角度看，诗歌是一种经过历史浓缩后携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翻译时要首先对“原信息码”进行“解码”，然后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重新编码”。由于文化信息往往是隐藏的，而且是依赖特定文化土壤而存在的，所以很难将其完全转化。两种语言之间不一定都有等值词，即使字面上有等值的词语，一旦融入文化背景等因素，也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语言的完全等值是难以实现的，更不用说诗歌这种特殊体裁的整体韵味了。翻译好一首诗歌绝非易事，形式、内容、意境、文化传达无不在诗歌翻译的考虑之中。处理好诗歌文化意境的翻译对译好一首诗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王维的《渭城曲》: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A morning rain has settled the dust in Weicheng;;

Willows are green again in the tavern dooryard..

Wait till we empty one more cup;;

West of Yang Gate there’ll be no old friends. ( Bynner)

译文完全没有押韵，汉字“柳”音同“留”也没有译出，这些姑且不论。懂得中国古民俗和古音乐的读者都知道:诗歌中总是含有大量特定、独特的意象，而在另一民族诗歌中却很难找到真正的对等。古人一读到“杨柳”，就会想到灞桥折柳赠别;一读到“阳关”，就会想到《阳关三迭》和那些一唱三叹，充满离情别恨的断肠曲调。而所有这些内涵意义所引起的读者感情上的波澜与共鸣，是译文无论如何也不能企及的，原语的语用美也没有在译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诗歌中不少蕴涵有深刻文化特色的词的深层含义在不同语言文化中常常呈对峙状态，译文如顾及读者的接受习惯，原文特定的内涵就会受损失。保持原文风貌，又与对方的思维或观念相悖。对此，处于两种文化背景挤压下的译者，可酌情采用不同视角，不拘一法，或转换、或直译、或变通超越，再现原诗精神以实现文化沟通。其中的关键是原文的风貌，不可随意舍弃。不同的文化，在保持各自的特点时才有吸引力，译文应体现“和而不同”，才会有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交流。我们认为，每一首诗歌都有其中心信息。在保证中心信息等值的前提下，再尽可能多地保留其他各项的等值，那么就获得了最大等值率。诗歌翻译中形神兼顾是其最高境界，然而，诗歌翻译中能同时形神兼顾的，毕竟很少。因为不同语言在结构、形式、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诗歌译介中的跨文化问题，远非势不两立，只要有心，总是可译的。不同语言表现美的形式手段固然存在差异，但这些形式因素所反映的美学特征与审美功能则存在着相当大的共性。译者不妨从这一共性出发，即透过原作的美学特征与审美功能，采用相似的或相异的手段，来再现原作的美。翻译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异中求同，即克服不同语言在结构、形式上的差异，用一种语言形式来传达另一种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义、情、美，求得最大限度的同。不管能不能体现原诗歌的“神韵”或“三美”等，诗歌翻译的美学作为诗歌翻译的追求是值得提倡的。例如，李白诗云:

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长相思》)

Hard for the soul to fly

O’er skies so long and earth so wide!!

So high the passes，deep the tide，(https://www.xing528.com)

Thy vision comes not to my side. Yet mutual longings enwrap，

Until my very heart strings snap. ( Fletcher)

同样的心情，英语却用“心弦”表达，不说“心肝”，而用“心弦”，是英语文化的习惯。两种比喻，对于各自的读者可谓各得其所。下面一首《春怨》的翻译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That Golden oriole，do chase her away with her warbling in the tree，my dream would be ruined，I’d never get to the far frontier.

译诗中没有了“辽西”一词，出现了文化缺失，但是由于全诗的主旨是表达妇人思念戍边的丈夫，以及批判历年的兵役之苦，而这里用“far frontier”已经达到了实质内容，即已追索到了词语表层结构后的深层意义，所以译者完全没必要在这里纠缠一文化地名读音的缺失而放弃原诗主旨的表达。另外像“妾”一词本是中国古代妇女对丈夫的自谦用语，这也完全没有必要译出，因为用第一人称已能表达出自述的口吻。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

(楼阁玲珑玉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Among them was a queen whose name was Ever True，Her snow-white skin and sweet face might afford a clue. ( Xu Yuanzhong)

杨贵妃天生丽质，诗中的描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芙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可谓传神，然而她与唐玄宗爱情的感人至深之处在于她的情真意切。“太真”二字，Fletcher译为拼音，而许先生译为“Ever True”，二字为神来之笔，一语道出了“长恨歌”的爱情主题。如花似玉的容貌固然令人愉悦，但对爱情的情真意切的执著却更能动人心弦。“EverTrue”二字升华了杨贵妃高于容貌美的人性美，在诗中把“美貌和忠贞”刻画在杨贵妃身上得到了理想的统一。这才使唐玄宗长歌当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诗人的风格迥异，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平易通俗，李商隐的深幽典雅，李清照的含蓄空灵……这些风格是比较抽象而又不易把握的，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在译诗的同时将不同作者的风格一一译出，常常是依葫芦画瓢，很难传神。译者应对原文的语言形式、艺术形象、思想内容、精神韵致等有深刻的领悟和体味，既要尽可能保持原作的“形”与“神”，也要灵活地运用翻译技巧。中国古典诗歌的明显独特之处是语言极为浓缩，往往神与物一体，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含义隽永。这就需要译者对原作有透彻的理解，又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对文本中的未定性加以具体化;并结合具体语境，通过对原作语言形式的感知和对原作艺术意境的感悟，把原作的意境准确传达出来，再现原作的意境美和神韵美。总而言之，根据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人的审美走向，美学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缺少的一种品质。英汉诗歌翻译也应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按照美的规律融化再创，予以艺术再现，给译文读者提供与原文价值相等的审美客体。同时，诗译者必须先融进诗里边，找到了感觉，体会了境界，摸清了作者的手法，把握住他的感情，才能进行思维创造活动。许渊冲把李清照的《声声慢》的第一句中的“寻寻觅觅”译为“I look for what I miss，know not what it is”，如果作者不能理解诗人国破家亡之后强烈的失落感，欣赏到诗中的凄酸悲戚的悲剧美，如何能如此传神地把开篇四字译出来呢?对于用有限语言表达丰富内容的诗歌来说，翻译方法是灵活多样的，只要围绕诗歌中心信息，译文不违背原文，就可以用加词法、减词法、换词法等来传达原文的“三美”，使意美、音美和形美的和谐统一，读者和作者的审美意识就能产生共鸣。诗歌是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诗歌翻译既要考虑内容也要照顾形式，因为，为了原诗的内容美而采取的形式转换很可能使原诗的意义发生差异。诗歌翻译还要注意诗歌中隐喻的翻译，可采用按字面翻译、译意或解释、修改简化、直译加解释和转换等技巧进行处理。

诗是文化的精华，要进行文化交流，弘扬国粹，不可不译诗。诗歌是一门艺术，它有本身的美学原则。译诗的艺术美，包括形式美、声律美、情感美、意境美，译诗如写诗，要满怀激情，进入角色，将原诗的思想感情用贴切的句式和生动的韵律表达出来。创造一个与原诗毫不逊色的意境，让读者领略到原诗的美。尽管译文无法完全传递原文的韵味，但经过译者的努力，可以使译文尽可能地显现原文风貌，使译文的质量尽可能地接近最高境界。我们必须承认，把一首诗译好，使它声情并茂，意境深远，既照顾到原作，又考虑到让译文读者得到所谓相同的美的享受是相当难的，要求译者有相当高的艺术审美力与艺术创造力。他必须善于在声音层面与意义层面的结合上、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找到最佳的契合点，这需要他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等，突破了传统语言学、文学和本土文化中心论的界限，对传统译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方向上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翻译美学研究，在汲取西方长处的同时，要对“西方中心论”持合理批判的态度，要把中国翻译美学摆在与西方翻译美学同等看待的公正地位。我们要突破长期囿于传统美学的方法论，改变译诗的理论的经验总结式的“感性具体”;明确审美主体的逻辑性以及传统审美概念、关注译诗的审美属性同时关注其社会属性，进一步明确读者意识，加大诗歌翻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研究，扩大诗歌翻译美学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