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揭示美学成果

6.3.3　语用学翻译美学

6.3.3.1　美学的转换过程

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和审美意识，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辞海》1999)。回顾中国的传统译论，我们发现，翻译与美学联姻早已有之，且关系密切而持久。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被定义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翻译美学研究是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语)和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语用学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而这种综观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语用学翻译观视翻译为信息交流活动，重视动态的语言交流中的语用意义及其与意义干涉的语境、智力参与、文化的、心理的等因素，强调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的同等语用效果。但是在国内外的语用学翻译研究较少涉及美学的研究。1986年，刘宓庆先生在《中国翻译》第三期发表题为“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的文章，系统论述了翻译美学的范畴和任务、翻译的审美客体和审美的主体、翻译重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和翻译美学标准问题，将翻译美学提高到崭新的高度。至此，翻译美学成为了中国翻译理论的主体构架之一，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极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之后，出现的一些翻译美学专著与研究论文，例如刘宓庆著的《翻译美学导论》、奚永吉著的《文学翻译比较学》、毛荣贵著的《翻译美学》等。语用学翻译美学体现或蕴涵翻译美学的特征，并关注语用学意义的传译、语言语境与交际语境，包括社会的、认知的、心理的和物理世界的语境所干涉的因素，传递语用美学与语用价值。

由美学驱动的翻译美学的心理机制运作过程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为感知，强调对原语审美信息的感应和感受;第二层为想象，强调通过移情、积极的联想对原语的透彻、准确的理解;第三层为理解层，强调“悟”出原语的表层和深层的意义;第四层为再现层，强调美学终端:将原语的功能、语用、美学再现于译语(刘宓庆 2005a:206)。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再现过程可以描述为:对审美客体的构成的理解——对理解的转化——对转化结果的加工——对加工结果再现。为了使翻译审美再现获得满意的效果，必须对主体进行整体把握，通过合理的关联推理与顺应，保留或优化原语的美学特征。荷恩(Horn1988)曾建议把语用学分为:会话语用学、功能语用学和心理语用学。心理语用学关注意义问题重在言语行为的机制，关注交流过程思维按意义所处理的言语编码和解码过程;探讨语言信息的感知和加工，以及心理模型的连接或临时语用推理等问题。语意的获得需要通过语用推理才能理解。英国语言学家贝尔从语用和理解的认知讨论了翻译的思维过程。他认为翻译过程可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大阶段，每个阶段包含了不同的操作领域，即句法、语义及语用三个方面。原语到译语的过程要经过语用分析器及语用综合器的过滤和分析。语用分析器主要执行两大任务:一是分离通过语义分析器的信息的主位结构，二是对此信息进行语域分析。进行语域分析时译者要分析以下的风格参数，即语篇基调、语篇范围、语篇方式。语用综合器主要执行以下工作:处理原文意图、处理原文的主位结构、处理原文的风格。语用分析与语用合成的过程要求译者要根据语境和语义表征提供的命题内容和其他语用信息选择合适的主位结构和语域，并处理好原文的目的、原文的文体，以及原文的言外之意与言语行为。

理解是美学再现的基础，认知推理对理解原语起着关键的作用。认知推理获得的认知效果，体现译者对原文思维内容理解的程度，只有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作为交际者的译者和读者才能全面理解原语的语用，对译者而言才能为富有创造性的翻译做出动态思维的推理，以传达出原语的语言美学。为了获得共享的认知，借助语境是非常重要的。翻译是一种语用过程，是运用着思维机制的过程，概念、判断、推理贯穿于原文的解读过程中，最终的语用推理是译文的关键。要获得良好的认知语境效果，必须对语境干涉的因素有清楚的理解。语境包括言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言语语境包括语流、言语词层、微观语境、内部语境、语言的上下文等，还包括题旨、上下段、篇章、语体、体裁和语域。情景语境包括具体情景的因素，如时间、空间、场合、方式、事件、实物、话题、前提等，大的语境包括社会背景中的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社会规范等。翻译是以思维为主线的、协同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综合性思维活动。概念、判断、推理，尤其是结合语境的认知与语用推理对翻译的运作、美学的传递与再现关系重大。

黄龙在《翻译学》中提出“翻译的美学观”，从“修辞美、意境美、采风美、形象美、典型美和宏观美”六个方面阐述了翻译中涉及的美学问题。语用学翻译思维美学观涉及审美客体的语篇中语音、文字、词语、句、段等层面所折射出上述层面的美学。哈蒂姆和梅森将语境分为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号层面。交际层面的语境研究语言变体，即语场、语式和语旨的语域以及具体的言语使用。符号的转换强调识别、信息、解释、转化的过程，译者在符号的翻译中要注意取得语法关联、语义关联和语用关联。语用意义的获得需要通过语境进行推理、关联做出分析、调节、限定。翻译中将一个语篇转换为另一个语篇时，译者的任务是从上述三个层面理解使用中的语言，理解使用中的语言意味去发现隐含在原语中的言外之意或语用用意。语用学中的言外之意是通过译者思维的推理获得，它存在社会、文化、认知、心理等因素之中的。而这些又是超乎于原语语篇形式，隐含在翻译行为的背后。这需要译者透过语言形式探究原语的真正意图。翻译显然要求对原语的言外之意进行转换，主要翻译超语言或文字的意义。同时，语用学翻译强调依赖语境包括原语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译者的语篇因素在译语中得到再现，使语篇在7个要素上取得理想的美学效果。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朱自清《匆匆》)

Those that have gone have gone for good，those to come keep coming，yet in between，how swift is the shift，in such a rush? … ( Trans. by Zhu Chunshen)

本段译文最为突出的优点是译者精选了swift，shift和rush这几个能充分表达快速、迅速、匆匆等概念的词，通过短元音、爆破音和摩擦音的集中使用，突出体现了时光“匆匆”流逝的主旨，没有深厚的汉、英语言的功底，没有对词语美感的认识和把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and the leafless trees that，against the leaden sky，now revealed more fully the wonderful beauty and intricacies of their branches. ( Henry Wordsworth Long Fellow: The First Snow)

译文1:光秃秃的树木，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更加展示出它们异常美丽、错综复杂的枝条。

译文2:叶儿落尽的树木在银灰色天穹的映衬下，此刻更显得枝丫交错，姿态万千。

译文1虽极力模仿原文语言形式，取得了概念对等的效果，但完全模糊甚至扭曲了原文的形象，且译文中的描写相互矛盾(“光秃秃”与“异常美丽”)，原文中的那种优美意境在译文中荡然无存，可谓“译犹未译”。译文2的译者准确地感知到原文作者所描绘的具体形象和形象中所蕴涵的美感体验。在译文中充分发挥了汉语注重直觉意象和形象思维发达的优势，完美地再现了原文的生动画面和优美意境，堪称是原文的艺术再创造。

译者作为美学再现的真正主体，必须关注美学转换过程中的主体、客体、读者等要素及各体的间性，了解审美客体的属性、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审美形式系统中的语音审美信息、文字层审美信息、词语层审美信息、句段中的审美信息，以及非形式系统的审美模糊集，分析每个阶段的美学、句法、语义、语用等领域。通过合理的关联推理与顺应，保留或优化原语的美学等特征，透视语境包括言语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各干涉要素，并再现原语美学。译者作为对审美客体进行审美活动的人，其任务是对美的认识和鉴赏以及对美的再现和创造。审美主体虽然受审美客体的制约，但同样具有主观能动性。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应发挥审美能力，尽量对语言、文化、交际、社会心理等视角进行平衡，顺应翻译的语言交际的语境，努力表现自己的顺应能力，主动优化多维的选择与转化，注重译者与读者的关系，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文化关系，充分发挥文化顺应性的功能，即准确的文化意义把握;良好的读者接受;适境的审美判断等，使译者与文本的主客体之间取得认知的、价值的审美的等关系，获得最合适恰当的审美效果与审美再现。例如:

阿坝州风光秀丽，山河壮美。座座雪峰耸入云霄，原始森林遮天盖地，莽莽草原花团锦簇，叠溪遗迹神秘奥妙，瀑布溪流蜿蜒跌宕，高山湖泊灿如明珠，藏羌村寨别具一格，肥沃河谷瓜果飘香。

The beautiful landscapes of Aba prefecture feature towering snowing-clad mountains，crisscrossing rivers，and boundless forests and grassland. On this fertile land are peculiar geological ruins，fantastic streams and waterfalls，alpine lakes，and Tibetan and Qiang villages.

原文多为汉语表达的四字格结构，采用了抑扬顿挫、气势磅礴的语用效果与语用美学。译文体现审美主体的能动性，顺应英语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采用灵活的策略对原文进行了调整和删减，使读者获得了良好的认知效果和审美效果。

6.3.3.2　文化美

美作为文化的超越性价值，美是人的一种不满足现状、渴求超越的创造精神。文化既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又是对人既在本质力量的超越。文化的哲学意义始终是指向人的生成与美化的对象。文化的核心就是某种思维形式。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而沟通离不开翻译。跨文化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语境下，实际上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也是传递文化美学的重要手段。在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反映和折射出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深深地打着时代的文化烙印。语用学翻译美学的最终目的是寻求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共生要求保持原文的差异性。存异，包括语言表达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我们要把语言、文化、社交等多维联系起来，结合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认知语境，体现其真实的意义与美学。英汉民族特定的文化不仅决定了该民族语言文字的美学特点，而且赋予了语言丰富深邃的语言文化内涵的另一种美学特点。例如Poison牌香水，音译为“百爱神”，这一翻译不仅顺应了中国的文化习惯，而且体现原语女性追求美的语用意义，自然被中国消费者接受。服饰品牌“Goldlion”(金利来)气势恢弘，无论是“gold”，还是“lion”，都显示着“至尊”与“至强”。这样尊贵的命名满足了男性自我实现、成就梦想的心理需要。再如许渊冲先生把《诗经采薇》中的“杨柳依依”译为willowsshedstears，这是何等的精妙!完全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韵味和语用美学。显然，译语要对原语的社会、文化、心理、认知等方面做出顺应，同时还要考虑译语的语言结构、受众的各种社会习惯、传统文化、认知和心理需求。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才能充分实现原语文化美、语用美与语用价值的再现。

文化的核心就是某种思维形式。任何文化的本质特征都会通过各自的思维形式反映出来，这是其他一切不同点的基础和来源。总体而言，东方文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从语用的视角看，语言是思维信息的载体，文化是思维信息流通的规则，我们要把语言、语用文化、社交相互联系在一起，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认知语境中语言才体现其真实的意义。这是语用学翻译思维的基础。语用思维涉及翻译跨文化的传播思维。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手段，本质是一种信息传播的过程。跨文化的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跨文化的思想和审美理念的转换。这种隐含的、模糊的、不确定性的美学因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的、动态的、多元的人文精神现象。这种文化美学的跨文化翻译必然是基于“形而下”而达“形而上”的文化传递，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转换的哲学命题，我们必须从哲学思辨的视角审视这种文化美学的转换。为此，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充当一个重构“形而上”文化美学思维活动和重构再现“形而下”语符的有度的主观能动模仿者的角色。文化美学的跨文化转换的特性和哲学主题认知的特性决定了译者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的自由活动空间。当然，这种能动的自由空间建立在“形而上”的“信”的哲学思辨和文化性认知的基础上的，是有限度的。但是在再现原作的形而上的美学的主观个性化认知思维过程中，译者的自身禀赋和长期形成的先验认知和张扬个性的灵感顿悟是美学实践干扰再现的过程，在再现的过程中必然掺杂了主观认知和个性张扬的成分。但这张扬应并被限定在一定允可的范围的张力之中，从而使翻译在这许可的张力或范围里游移，在“意识克己”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再现原文的意境、音韵和风格等美学特征。例如: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译文1:A torn fan wins a smile from a maid. ( 杨宪益)

译文2:A torn fan is the price of silver laughter. ( Hawkes)

杨先生的译文中的“smile”不能体现“千金一笑”的隐含意义和原语的意图，取消了原语的隐含语义，没有与原作的思维认知达成一致。而霍克斯的译文保留了原语的隐含意图，译者取得与原语一致的认知效果，使读者获得美的思维与想象。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在我们脑海里有一定的沉积，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模式，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思维去表达，译文可能欠缺通顺，或不能体现原语的“言外之意”。

That woman walks the streets.

译文1:那个女人常在那些街上走。

译文2:那个女人是妓女。

译文1显然没有解读和表达原语的文化语用含义。译文2在意思上虽说是正确的，但过于直白，较难引起读者的想象。我们不妨把此句译为“那女人是个街头女郎”。这样显得更为含蓄，从审美的角度，也让读者想象这一情景:那个女人常在街头转悠。翻译文化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其内在的丰富性、结构的复杂性、本质的多重性，决定了翻译文化的价值取向多维性、多层次性。语用学翻译美学是翻译文体的文化能力与超越意向的统一体，表现主体文化能力的此岸文化价值与主体超越意向的彼岸文化价值。

6.3.3.3　思维美

思维的工具是语言，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等，方法是抽象、归纳、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辞海》)。语言与思维相互依存，互为表里，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语言不仅描写感知、思维和经验，也决定和赋予他们形式。语言之最本质的属性是人文性，表现为承载人的思维(意义)和感情。思维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指人的意识、精神，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另一层是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认识的根本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到思维。现代思维学把思维分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三大类，翻译是这三大思维的综合运用，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翻译思维的研究可以使我们理解思维的客观规律，让我们更科学地把握意义，清楚地认识翻译的“理解”、“分析”机制。整个翻译过程的思维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心理的语言思维过程，这一过程经历原语—人脑解构，包括认知心智结构对原语的概念分析与综合、逻辑校正与判断的过程;同时经历审美的心理结构中如表象思维功能、感情功能、审美功能等的思维运作，然后获得合理的译语。翻译思维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思维等值的。思维的共性决定了语言的共性，语言的共性构成了翻译活动作为存在的另一个最根本的哲学基础。同时翻译本身是一种人脑的思维活动，离开了人的思维就无所谓翻译。因此，从思维科学角度来研究翻译应该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途径。

中西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是形成各自对应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能动的理性根源。在思维实际运作中，汉民族的综合思维和模糊思维往往伴随着整体观照及汉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彼此之间互为解释、互为补充因而交相辉映，共同融合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中。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美学联姻。中国哲学－美学的显著特点为概念模糊性、重表现、重悟性的思维方式与思维风格。哲学－美学的这些关系对中国译学的影响是密切而持久的。下面请看中国思维体现的例子:

不知怎么搞的，他竟有那么大的胆!总之，他和我要，我也就给了，那时，我十六岁。(张辛欣等:《漂亮的三丫头》)

I can’t say how it happened. I don’t know how he had the face. But anyway he asked，and I gave myself. I was only sixteen years old at that time.(www.xing528.com)

原文中的“他和我要”比较含蓄，实际指“要和我发生性关系”;“我也就给了”同样也是比较含蓄的表达法，意思是“我也同意了”。那么译文同样也以比较含蓄的方式进行了翻译，分别把他们译为“asked”和“gave myself”，以保持译文的与原文的委婉美，给读者想象的思维空间。读者可以通过运用思维的推理和判断，感受到委婉含蓄的语用美学，这也符合交际的接受美。

翻译是一种以复杂的、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为主的语际转换活动(刘宓庆2005a:14)。刘宓庆对翻译思维做了较详细的论述，提出了翻译思维有概念思维或逻辑概念思维、形象思维与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就是我们所讲的灵感思维。所谓灵感翻译思维，指的是译者通过对原语的透彻理解和周密思考，在主、客观现象的碰撞与交融后所爆发出来的独特想象和突发性的思维现象。从心理上讲，译者突然获得非凡的或期待已久的创造性想象或译法，从而迅速消除译笔的滞阻。中国译学理论思维具有的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的特点。灵感思维与中国人擅长的直觉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经常使用“顿悟”这一术语。实际上“顿悟”借自佛教用语，是指“顿悟”与“渐悟”相对。从“顿悟”的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和美学离不开顿悟。正是由于“顿悟”，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才不同于西方哲学和美学，主要表现为一般不注重严密的逻辑，不去寻根究底，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体验与感悟。灵感思维与直觉思维相比，异中有同，异大于同。灵感思维过程是潜思维活动转化为思维活动的过程。实践经验和艺术思索积淀到一定的程度，人们就可能对某客观现象或某问题产生新的想法和认识。灵感思维虽然强调的是其潜思维内容的突现和迸发，但它同样也蕴涵着相当高的理性因素，也有闪电般的艺术逻辑推理。

维尔索伦把语用学描述为:我们可以将语用学具体化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而这种综观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钱冠连(1997)把语用学看做人文网络言语学，认为，窄式的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字面的含义做出解释的。宽式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显然，语用学涉及认知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和文化学等跨学科，翻译作为双语的语言使用，与上述的学科密切相关，涉及思维的参与和干涉到语言使用的语境中。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根据原文的体裁、语体、风格等不同的特点，将再现和表现结合起来，发挥译者的能动性和审美能力，创造出理想的译作，体现原文的语用意义、语用价值语言美学，揭示语用学翻译的美学思潮及其对翻译理论研究与活动的作用。

美学的灵感思维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不仅在于可以有效地保证译语的“信”、“达”，更重要的是其有助于译语臻于“雅”境，因而对翻译质量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灵感思维的运作从心理上和知识积淀上对思维主体提出了较高要求。灵感思维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百科知识、形象思维等实现的。人类的思维是一种能动性极高的复合机制，一般认为其由三种形态的思维组成，即直觉思维、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人类的这三种思维形态同时表现在翻译活动中。翻译是一种渗透创造性的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根据我们的经验，翻译过程中还必须运用一种介乎上述三种思维形态之间的思维方式，即灵感思维。翻译时，若没有这种“悟”的思维火花的迸发，就难有如神的妙笔。所谓灵感翻译思维，指的是译者通过对原语的透彻理解和周密思考，在主、客观现象的碰撞与交融后所爆发出来的独特想象和突发性的思维现象。例如Clean＆Clear少女化妆品，译为“可伶可俐”，译者用有限的篇幅托出一个清新可爱的形象，译者仿照“可口可乐”译法，使得音、义皆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那些让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无疑是作者辛勤笔耕、冥思苦想的结果。例如，著名手表品牌劳力士(Rolex)有这样一句广告词:Unlike me，my Rolex never needs a rest.(哪像我——劳力士从不需要休息)，译文就成功地演绎出了原文的巨大的感染力，并带一点淡淡的幽默。再如:

“娘，他们……是要剥我们中国人的脸皮啊，你知道吗?”骄阳下，柳树上，回答他的是一片“知了，知了”的蝉声。(毛炳甫:《剥皮香蕉》)

“Mother，what they asked me to do was not…but to lose face for all Chinese! Don’t you see?”Under the scorching sun，from the willow tree，camethe confirming reply of the cicada’s chirr up: “See，see…”( Trans. by Xia Yihu，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1989 － 06 － 64)

如果把“你知道吗”译成Don’tyouknow，“知了”译成Ido，蝉声便完全丧失，双关效果便不复存在了。译者匠心独运、灵感激发，两处改用see，这样既保留了蝉音，又巧妙地达到了同音同义的双重效果，巧妙地译出了双关语，并把原语的语用意义体现出来，是难得的灵感思维中所见到的佳译。

Jack: Well，that is no business of yours.

Algernon: If it was my business，I wouldn’t talk about it. It is very vulgar to talk about one’s business. Only people like stockbrokers do that，and then merely at dinner parties. ( Oscar Wilde，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王尔德在剧中用business一词造成的双关，给翻译带来较大的困难。该词既可以指“事务，所关心的事”，还有“交易、生意”等意思，在戏剧词汇中，还指“演员的动作”。由此看来，确实很难把几种意思全部再现出来。余光中采用迂回的办法处理business这个词，然后把stockbroker(原义为“股票经纪人”)酌情改成“政客”，后半部分的译文如下:…(阿尔杰农:)“要是跟我有关系，我才不讲呢。讲关系最俗气了。只有政客那种人才讲关系，而且只在饭桌上讲。”(余光中1998)如果说把句子译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了。

What flower does every body have? ——Tulips. ( Tulips = two lips)

译文1: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郁金香。(郁金香的英文与双唇的英文发音相似)

译文2:人人都有的花是什么花?——泪花。(马红军2000)

本句原文作者的主体意图非常突出，用此花名恰是因为它的读音效果(tulips)与“twolips”都读成/tu:lips/)一样，即表现出一种幽默效果，而不是什么“郁金香”这种花。由此看来，要想译出上述效果，照字面死译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只有译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思维，才能提供具有幽默、诙谐效果的译文。译文2的译者能跳出原文的字面含义，在“花”上做文章，即照顾到原文第一句中“花”。再看以下例子(毛荣贵2005):

The Professor tapped on his desk and shouted: “Young men，Order!”— The entire class yelled: “Beer!”

教授敲击桌子喊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吆喝(要喝)什么?——学生:啤酒!

译文并没有用解释的方式来翻译order(定购、安静)，而是运用了绝妙的灵感思维。吆喝→要喝，能寻到如此巧合的谐音词来翻译英语含歧义的单词order，译者一定能享受到创造的乐趣，而照字面死译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再如:

我是一个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

I’m thrice a waiter: waiting for food，waiting for sleep and waiting for death.

本句可能是说某些自我调侃的人，因终日无所事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多余的人”，甘愿把自己看做“三等”公民。这个“三等”与通常人们理解的三等公民“thirdclass”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从时间或做人处事方面讲，后者则主要指政治上的地位。本译借助谐(同)音，让人从严肃的话题中读出了几分诙谐与幽默。

I was a Sheffield，and why I ever became a John’s is more than I can imagine. John’s——I suppose that’s camouflage for Jones. ( Christopher Morley: Thursday Evening)

我是薛家的姑娘，怎么能到锺府来做媳妇。“锺”——我想无非是“假充”的“充”字罢了。(吕叔湘1980)

译者巧妙地运用汉语的“锺”(钟)字来传达英语John’s，堪称一绝，既利用了两字的同韵，又表达了两者的同值。同时将camouflage译为“假充”而不是假装，译出了原文的精妙。这种灵感翻译堪称神来之笔。

灵感是灵感翻译思维研究的基础。但灵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坚实的基础，即译者把自身的主观思考与客观积累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它是译者孜孜不倦劳动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心理凝集和技巧的运用体现。灵感翻译美学在诗歌、小说、散文等翻译中尤为突出。

6.3.3.4　综观美

翻译美学的本质就是创新，体现了译者对审美客体认识的超越性。超越作为审美的特质，有独特的内在规定性，体现了译者再创造的才能与技巧，以及较高的审美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译者作为特殊的审美主体与艺术创造者，以本民族语言读者的接受为出发点，对原文之外所蕴涵的意思进行发掘创造，由此扩大原作美学容量，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语用学翻译美学观涉及审美客体的语篇中语音、文字、词语、句、段等层面所折射出的修辞美、意境美、采风美、形象美、典型美和宏观美。语用学综观下的美学注重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语言符号层面的所有语境，包括社交、文化、认知、物理世界等语境，从多维层面理解使用中的语言，理解使用中的语言意味去发现隐含在原语中的言外之意、语用美学，使整体美学在译语中得到再现，取得理想的美学效果。审美活动应该贯穿翻译的全过程。审美活动包括了美的鉴定、美的判断、美的认知、美的品位、美的享受、美的创造等丰富的内涵。语用学翻译美学的综观要求翻译遵照一定的审美原则，例如“达意”“得体”“接受性”，通过不同审美再现手段:模仿、重构或改写等，传递原语的语用美学，如意境美、意象美、情感美、入神之美、和谐之美、艺术美、形式美、声律美、情感美、意境美等，创造一个与原语毫不逊色的美学效果，让读者领略到原语的美。例如张泌的《寄人》: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Only the sympathetic moon was shining there，

O’er fallen petals melting like you into the shade.

此句的译文用了西方读者熟悉的“花瓣”衬托离人(伊人)的脸庞，并添加了melting一词，使画面平添了一种月光轻移的动态美。零落的花瓣，远逝的美人在月光下漫漫消失……变化叠加的意境令人无限伤感，体现出原诗的含蓄美、动态美、意境美、语用美、感情美等。

翻译与美学的结合运用体现人们对美的追求和人文理念。语用学翻译美学体现了哲学－美学语用学翻译的有机结合，从总体上考查美的译品，反映了美和翻译艺术的关系，当代哲学和美学对语言翻译问题空前关注，美学思潮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冲击是必然的。当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使得人们认识到保持艺术作品艺术性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翻译的形式美范畴有其本身的特有法则。它必须受到原语形式的约束，不能不顾原语追求多样统一，平衡、对称、参差、节奏和谐等一般的形式美法则。语用学翻译在创造语境中表达语用意义也是一种艺术美学，必须充分理解原语的语用意义后，使译文保持原语的语用价值与美学，体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不是无端的添加。翻译美学，作为译学的边缘学科，它从美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它的研究对象既是美学，又是翻译，是翻译中的美学问题和美学中翻译问题的统一。我们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翻译美学正在不断发扬光大，学者们自觉考察翻译审美问题的意识已经形成，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还要继续发扬我们传统翻译美学研究成果，善于吸收现代美学理论，不断开拓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