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阐释与语篇翻译-语用学翻译研究

4.7.4　文化阐释与语篇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靠语言传播和继承。上文提到“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译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文化转向”更是重视翻译中的文化转译，甚至走向偏激的研究方向，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翻译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交流，正如哈蒂姆(2001:61)所说:“翻译研究中的趋势明显是朝文化转移而不是朝语言转移，这包括把翻译过程视为一个交流的过程而不是语篇之间的语码转换……”因此，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探讨、研究翻译中的种种问题，他们“超越语言，把焦点放在翻译和文化的互动以及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限制上……”(Munday 2001:127)，关注语言内外部制约的因素，例如翻译过程语境中的文化因素:意识形态、权势、赞助人、诗学、社会、宗教、读者接受性等。文学语用学翻译无论是历时性还是共时性都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价值，它把文学与语言结合起来研究，不仅注重语言的转换，而且注重产生意义的动态过程。它综合考虑翻译本体的语言转换以及文化翻译，把文化阐释和翻译当做翻译的重要目的之一。翻译文化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其内在的丰富性、结构的复杂性、本质的多重性，决定了翻译文化的价值取向多维性、多层次性。我们发现，文学具有社会相对性，与意识形态、权势、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的文化背景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就文学翻译的意识形态而言，我们可以从俄国文学的翻译中得到了解。20世纪以前，渴望变革的中国社会将注意力放在英法等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文学和文化还没有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强势地位带着其强烈人文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论、象征主义理论、形式主义文论等都对世界文学和文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意识形态在各个方面无形地操控着翻译过程，虽然这不是绝对的。随着文化转向的发展，翻译研究重点从研究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和接受性，如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和接受理论的研究倾向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即从内部转向外部。在当前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的左右下，翻译研究完全侧重于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等外部研究，完全远离了其内部研究，一定程度上使研究范式出现偏向。

在整个语用环境下讨论语言背后的文化，我们认为，语言背后的语用意向性决定了翻译包括文学翻译的文化取向。语用学能让我们从整个语用思维的世界包括心理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以及语言内部的交际世界和文化世界来透视干涉语言使用的因素，求得文化翻译的真谛。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言语交际，它较一般意义上的言语交际更复杂，因它涉及的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分属不同的语系与社会、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认知语境与认知能力。我们认为，语用学翻译观视野考虑到这些文学翻译的因素，并可以避免“文化转向”的过激倾向: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忽视语言本体的研究，要求译文应是原文与译文在语言的表述形式、作者的意图或作品的思想内容、读者的感受或反应等方面完全吻合。我们认为，译者解读和翻译文学文本时可能受语境中的文化等因素所左右，也受到译者自己所处时代的制约，还受到政治观点、读者的审美情趣、社会语言等因素的限制。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原语和译语接受性的制约，译作的效果也会受制于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独特的衡量文本价值的标准。不同背景的读者，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世界的体验是不同的，他们对文本的阐释力存在级差，所构建的文本世界接受程度以及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有差异。因此，在翻译带有异文化信息的原语时，为了实现原文的语用功能及其语用价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发挥能动性，不能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义或字典所列的词条意义，而是应综合相关的语境和情景来挖掘内涵意义，合理取舍，采取适当的增减、引申、改换等变通方法，对译文做文化与语用处理，来准确表达原文所传递的信息，使译文既保留原作的交际意图，又为译语读者所接受，使译文表达更贴切，保证译文与译语读者之间的交际通道畅通。

下面我们以《水浒传》王婆贪贿说风情一节对王婆的个性语言的描写及其译文探讨文学语用学翻译中的文化、语用、语言结构的美学再现。

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得好事!”

西门庆和那妇人吃了一惊。那婆自便道:“好呀!好啊!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

赛译:The old woman Wang came…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

Then His Men Ch’ing and that woman both start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good! Ha，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 . ”(www.xing528.com)

杰译:Soon afterwards Mrs. Wang returned and pretending to be angery， said，“You two look happy. ”Both Westgate and Mrs. Wu were started，and Mrs. Wang continued，“I asked you to come here to help me to make some clothes，and not to carry on this man. ”

沙译:...Mitress Wang pushed open the doors and came in. She pretended to be angery.

“Pretty tricks you two have been to，”she cried，startling the lovers. “A fine thing! I asked you here to make me garments!”she said to Goldren Lotus， “not to play adulterous games!...”

原语对人物的性格、风貌具有精确的审美把握，将人物最本质、最具体特征的性格属性孕育于内，行诸于外，把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三个译文在再现王婆的语气、语态和语义上各自有别，运用的语言轻重、浓淡不一，结果也就相去甚远。“偷汉子”的翻译，赛氏采用了直译，杰氏描摹原语的结构，沙译体现中国文化背景，运用了“playadulterousgames”传译。可是似乎比喻过实。我们看出，文学语用学关注多维层面，要很好体现文学翻译中的语用、结构、句法、语篇等内容要求译者具有相当的语言、文化知识，才能克服文学语用翻译中的困难。

近三十年，不少学者探索了社会文化和翻译的关系、社会文化对翻译过程中文本转换策略的影响等(Lefeveve 1992;Venuti 1992;王东风 2000;孙艺风 2003;王友贵 2003;蒋晓华 2003;姜秋霞 2003)。孙艺风(2003:8)提出，“在许多翻译活动里，尤其是文学翻译，一味地在语言层面上寻找对应值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把翻译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等语境下，把翻译的接受问题考虑在内，翻译的交际功能和作用才能较为充分地得以体现。”我们发觉，现有的多数研究仍将关注焦点放在宏观层次上的社会文化，集中于意识形态探索，对微观层次上译者主体与翻译策略的影响上，而我们应加强从宏观层面上透视文学语言背后的语言使用的本质与语用价值。

语篇类型包括文学语篇、应用语篇、科技语篇、法律语篇、新闻语篇等。文学语篇是语篇范畴中诸多种类之一，也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任何学科都不能忽视的一类语言形式。文学语用学视野下的文学语篇研究视文学作为语篇，强调语言与社会、语用、文化、功能等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学作为语篇的一种交际活动有其自身的自律性，即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语篇互文性，以及文学的美学价值、语用价值、文化价值、创造价值。文学语用学研究改变很长时期内一直强调文学性或诗学性的状态，注重文学语言的交流性和人际性的动态性，视文学的翻译是一个在诸多制约因素作用下的动态过程，体现语用干涉在文学语篇翻译中的解释力。舍鲁指出，文学文本是在一定环境下被指定为文学的一种文本或篇章。文学翻译的交际成功是建立在有形的语言形式和无形连贯的共有知识的基础上的心理认知的关联与顺应，通过建立交际中语言表达与交际的语言有形的认知和无形的认知语境，推理出语境的最大与最佳关联度。如何通过推理获得连贯的、符合原语语域、情景、文化、功能及自律性的文学语用语篇，这需要译者和读者在动态的语境中深入探究语言内部和外部隐含的语用意义，使译语体现意义对等、内涵意义对等、文本规范对等、语用对等、文化对等、形式对等等多维的统一性。为此，译者必须根据文学语篇的连贯性、衔接性与篇章有关特征进行推导，然后还要根据语境中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认知的各层面取得关联和顺应，以建立语篇各层面的连贯，传递各语篇层面隐含的多维意义。范蒂克指出，在语篇理解上应该是某种认知的体现，对周围世界的共同认识是对语篇认知的前提。在文学语言交际中，译者与读者总是把所接受的内容同他已知的联系起来，尽快获得文学语篇的内容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认知解读和接受语篇各层面的内容。文学语用语篇的分析是一个复杂的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推理过程，涉及语言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因素。文学语用语篇不是静态的，而是作者意图的语言表达，译者应科学地将原语词、句、段等单位置于语篇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去翻译，把原作者与原著作的意图传递给不同文化的读者。如何为译语文化的读者再现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使译语读者与原语作者成功进行交际，成为文学语用学翻译的首要任务。语篇的理解过程是人的思维对语篇的处理过程，人在对语篇的处理过程中应运用一系列语篇理解与再现的策略。

国内外不少学者考察了翻译研究中文学语用学研究与语篇研究理论相结合的有益尝试(罗进德 1984;罗选民 1992;吕俊 1992;司显柱 1999;李运兴 2000;张美芳、黄国文2000;2003;赵彦春 2005等)。苏联语言学家巴尔胡达罗夫1985年提出，翻译对象不是语言体系，而是语篇。哈蒂姆和梅森的专著《语篇与译者》对此语篇翻译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该书认为翻译是一个特定语境中的交际过程，并在交际层面、语用层面和符号层面的语境下讨论了语域、衔接、连贯、语篇类型、语篇结构、语用转换、指称性、主位推进模式等诸多方面与翻译的关系，为文学语用学翻译提供了新的方法与思路。语用学视角下的文学语篇翻译发生在语篇的词、词汇单位、搭配、词组、小句、段落等层面，概括起来主要是语义层面、结构层面和语用层面的转换。这些翻译层面的转换受到翻译语境中各成分的干涉与制约。在文学语用学翻译过程中，为提高译语语篇的各层面与原语的高度统一性，译者首先要以读者的身份透彻理解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而意图的识别与传达靠的是认知关联机制。其次，译者还要准确评价译文读者的知识范围，取得原语和译语最佳关联的语境，并根据译语读者的认知在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调整语用学翻译策略，顺应翻译过程中的各因素，调整和优化译语的选择，从而再现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传达原文学语篇的信息功能、表达功能、祈使功能、语用功能、美学功能、元语言功能以及语用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