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有效理据

4.7.1　文学语用学翻译理据

文学语用学源于文学与语用学研究与学科的发展，属于语用学与文学的研究范畴(Jucker1995:11～12)。最早注意运用语用学方法研究文学语篇的是荷兰语篇语言学家范蒂克(1977)和美国文学语言学家帕拉特(Pratt 1977)。“文学语用学”术语最早出现在曹格特和帕拉特(Traugott ＆ Pratt)合著的《文学专业学生的语言学》一书中。1987年芬兰科学院设立了“文学语用学”研究项目，在Boakademi University英语系设立基地，并于1988年9月在该地召开了第一次主题为文学语用学的研讨会。1991年，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由舍鲁(D.Sell)编辑的论文集《文学语用学》(Literary Pragmatics)，开创了语用学研究从口语转向书面语特别是文学作品的新局面，“文学语用学”也正式进入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语用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95年《语用学杂志》推出了一期以隐喻为主题的LP研究专号(Vol.24，579～716)，收录有7篇论文和编者的一篇题为“语用学和诗学:认知隐喻和诗学文本的结构”的导读。此外，还有几部文学语用学研究专著出版，包括福鲁德尼(Fludernik)的《语言虚构的世界和小说的语言:言谈与意识的语言再现》、《“自然”叙事学》，梅的《众声的冲突:文学语用学研究》等，2005年该杂志出版了“语用文体学”专刊。我国学者封宗信(2004)出版了有关文学语用学的专著《文学语篇的语用文体学研究》。

LP的研究结束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分裂状态，拓展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把书面文献纳入了语用学者的研究视野，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文学语用学作为跨学科的新边缘学科，其研究及其翻译研究方兴未艾。现有的文学语用学翻译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基础语用学的理论运用于文学领域的适用性和对文本阐释与意义的单一层面的研究，较少进行系统性探索与理论综合的建构和整合的研究;描述性研究较多，解释性研究较少;侧重文本分析的研究较多，认知推理的研究较少;注重LP学科微观层面的语用理论分析，缺乏LP等学科的宏观发展研究。为此，语用学与文学翻译结合的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在文学语用学理论框架下建构文学语用学的翻译观，拓宽语用学与文学翻译学研究的视界融合，指导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批评与翻译学建构。

文学语用学结合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研究文学语言系统与文学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语用意义和文本产出与理解的心理过程、心理机制与认知效果，以及文学语言结构、社会结构与语言使用的语境与选择的共性条件。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说明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作者、读者、心理、认知等因素在语言使用的语境下交互干涉的交际实质与语用价值。语言代码不再仅仅表示单纯语言学上的符号意义，而是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深刻的文化意义、语用意义与语用价值。LP是用语用学的方法、理论和原则阐释语言、语言使用与选择，它不是停留在对语言的形式结构的思考，而是寻求解释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形式结构与语言使用是如何由作者和读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其交际行为而被实际使用、体验与解读，探求动态过程中语言使用与选择的各层面意义。威尔斯(Wales1989:281)指出，文学语用学是在语言实用学、言语行为理论、篇章语言学和文体学等学科的发展成果上形成的，它关注的是交往性和社会性语境中作为语篇的文学以及读者接受，以及真实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出自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真实的人际关系的语言特点，它考虑诸如指称、情态、相互了解、预设、礼貌和可表述性等。皮金顿(Pilkington 1991:44)认为，LP是以交往解释理论为基础，结合文学理论，探索文学交际的本质。他还认为，LP可以描述并解释诗学效应的交际。我们认为，LP将文本创作和解读视为互动的交际过程，文学创作和解读、翻译与所处的语言语境、交际语境、包括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www.xing528.com)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形成直接影响到翻译界，形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人们开始把语言分析与描述的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从而产生了建立翻译科学的构想。霍姆斯是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创始者，他在《翻译研究的名和实》中把翻译学分为三大类:描写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和应用研究。我们注意到，语言学翻译研究过分强调语言规律的作用，逐渐形成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压抑了人的主观创造性与能动作用，过分强调同一性而忽略人的差异性。语言观一旦进入翻译活动，必然会导致对人的物化和把翻译过程简单化、程式化，使它变成任何人只要按语言转换规律去操作，都能得到毫无二致的译文的机械性活动，使得科学主义在人文领域的翻译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维根斯坦后期的“意义即语言的使用”，与索绪尔的言语行为与指称意义观、哈马贝斯的交往论语用学观对翻译学的意义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语用学思想从哲学的高度审视语言的使用。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翻译被视为一种交往行为，开始重视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的因素，注意干涉语言使用的各语境因素，从语言语境、交际语境中的物理世界、心理世界、认知世界探讨有主体介入和情景参与的具体语言现象。语用学在80年代的翻译学建立的浪潮中蓬勃发展，出现了翻译的“语用学研究途径”。虽然翻译研究范式在90年代中期兴起了多元系统翻译研究模式，苏姗·巴斯奈特、勒菲弗尔、根茨勒、图里、赫曼斯、佐埃文、文努蒂等人开始关注翻译中语言结构之外的诸因素，从社会、文化、历史、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译者目的等多元视角尤其是从文化的视野来研究翻译问题，推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学翻译的语用学途径与“文化转向”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文化学派强调文学翻译以文化为单位，否定了翻译的本体——语言内部翻译研究。而文学语用学翻译研究理性的“交往”与如何合适地交往，既注重“语言使用”和“语境”，也关注到语言外部的制约因素。LP是在文化学派与翻译学兴起的背景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它将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学翻译研究结合起来，把文学看做人类言语交际的一种形式，纳入到交际研究的普遍框架中，把文学创作、解读、欣赏、翻译当做一个互动的交际过程加以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文学语用学与文学语用学翻译的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翻译体现——中译英《红楼梦》案例调查”(钱冠连 1997)、“《李尔王》中的说者和听者:一个语用学的个案研究”(李志岭 2003)、“从语用角度看人物对话翻译——评《红楼梦》译本中的人物对话语言”(罗华 2003)、“《名利场》语用解读——文学语用学探索之一”(涂靖 2002)、“《送友人》——诗英译的关联论评析”(孙昂 2004)、“诗歌语用与英语诗歌文体的本质特征”(罗益民 2004)、“关联论与文学的跨文化语言交际翻译”(张春伯 2003)、“论语用学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飘》的中译本实例剖析”(刘真彪 2003)、“文学翻译中的语境问题”(吕萍 2004)等。此外，胡庚申 (2004)用关顺应论解释翻译的著作《翻译适应选择论》、赵彦春用关联论解释翻译的《翻译学归结论》。国外较早结合语用学来研究翻译的为哈蒂姆与梅森(1990)的《话语与翻译》，英国语言学家贝尔(1991)的《翻译与翻译行为》则论述了语义、结构、语用分析和解读文本，格特(1991)在《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提出“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概念，而这两种翻译方式可以用于解释文学翻译(张春伯 2003)，希奇(2000)在其编著的《语用学翻译》论述了语用学原则在翻译中的解释力，包括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以及文学翻译的“操纵”现象。印度学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融进译者的目的、态度，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审美趋向，还要考虑译文的用途和传输方式。他们除了在文化上作了修改或归化处理外，对原文内容也有些改动，甚至还增添了一些抗英的情节，其文学、诗歌等翻译充分体现“语用学翻译”的历程。我们认为，文学语用学翻译观在理性交往解释的框架下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动态过程中的文学与文学翻译的交际功能、语用功能、语用价值与各层面的语言选择。从上述的研究可以看出，文学语用学翻译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