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用学研究在语用学翻译中的应用

4.5.1　认知语用学翻译的理据与哲学基础

认知语用学被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认知语言学”这个术语首先出现于1971年，原指真正研究大脑中语言机制的学科。目前盛行于欧洲、北美及其他国家的“认知语言学”指的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至21世纪已渐成主流的新兴语言学流派。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CLA)于1989年春天在德国的Duisburg成立，定期发行期刊。“认知语用学”作为新兴的边缘学科，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在以色列召开了两年一次的主题为“语言使用的认知”研讨会，吸引了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参加，其中很多学者的研究则属于认知语用学，提出从认知语用视野研究语言使用的问题。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关注语言使用中的认知问题，其中很多学者所从事的研究属于认知语用学(Kasher 1988:xiii)，其实认知语用研究早在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很多学者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出发，将语用学视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并认为语用理论是一种交际理论，但同时交际理论又是一种认知理论(Sperber ＆ Wilson 1995; Marmaridou 2000)。我们如何定义认知语用学?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认同的定义，但这并不能否认认知语用研究的存在，比如指示结构、言语行为、前提以及含意等语用现象的交际意义超出了语言的编码信息，是通过认知心理努力所产生的意义，它们都离不开类似推理这样的信息处理过程，而推理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所以，有学者认为认知语用学是一门超符号学，“把这种符号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在历时过程中逐渐趋向固定化的关系看成‘超符号’关系，研究这种超符号关系的学科就是认知语用学”(熊学亮1999:1)。这样的认识自然有其道理，但其概括显得过于简单，未触及认知语用学的本质。不少学者包括贝来克莫(1992)，格林(1989;1996)，格赖斯(1975;1989)，斯波伯和威尔逊(1986;1995)认为，语用学存在认知基础，对超句子层面信息处理的经验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话语分析中，也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一种强调研究话语构建的社交因素，比如利奇(1983)等;另一种强调探讨话语构建的认知因素，例如爵夫(Chafe 1987)等。认知语用学在方法论、研究目的以及其主要研究趋势等方面都具有心理语言学的特征，尤其关注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进行语言理解和生成。认知语言学主要源于:(1)从转换生成学派中分裂出来的生成语义学家，如拉可夫(Lakoff)、郎格卡(Langacker)、菲尔墨(Fillmore)等学者;(2)从认知、功能角度研究语言，如泰勒(Tailer)、托纳(Turner)、吉翁(Given)等学者。他们主张运用普遍的认知方式来解释语言的形式和功能，深入研究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这一阵营中还包括研究语言共性和类型学或从类型学和认知角度研究语义演变、语法化、象似性等现象的学者，如厚普(Hopper)、霍金斯(Hawkins)等，也包括认知语用学家斯氏和威氏等学者。(3)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包括约翰逊(Johnson)、吉比司(Gibbs)、劳奇(Rosch)、福柯尼亚(Fauconnier)、拉波夫(Labov)、兰博(Lamb)等学者。

认知科学是对注意力、感知、记忆、语言、学习和推理等认知现象的交叉研究，强调对作为组织信息、处理信息和传递信息等工具的语言研究。认知语言学范围和方法具体的分支包括认知音位学、认知词汇学、认知语法学、认知词典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认知语篇学等。认知语言学是一门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意义研究为中心，旨在通过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等，对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做出统一解释的、新兴的、跨领域的学科。认知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指出，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都是以语用学为取向的一种语言学。在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语用方法，因为它是以用法为基础的模式;认知语言学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一种语用理论，因为它强调了分析语言功能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它系统地把语言现象与语言的范畴化功能联系在一起。

语用学和包括认知语言学在内的其他认知科学都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语用现象的认知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以皮尔斯和莫里斯为代表，前者提出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后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的行为概念。此外，奥氏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塞尔等人对该理论的发展，格氏提出的会话含意理论，斯氏和威氏的关联论等都涉及交际中的隐含信息和推理，它们促成了语用学研究的认知转向。1980年，著名认知语言学家拉可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讨论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并提出了经验主义的观点。1987年，拉可夫进一步论述了概念的体验基础和思维的隐喻性特征。1999年，拉可夫和约翰逊再次合作，将其长期以来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现在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认知语言学一方面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语言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语言现象来揭示人的认知能力。而且认知语言学继承和发展了经验联想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的一些成果，崇尚皮亚尔的相互论，认为认知是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与经验结果，是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产物。认知不是机械地反映人的客观世界，而对经验通过大脑的组织和加工，结合原有的经验结构，重新实现新的认知世界，从外部世界到人的认知体系主要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模式来完成。(www.xing528.com)

认知语用学的近期研究成果表明，语言使用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相互假设和推理，对特定交际语境的了解，一般的背景知识以及有关语言使用的认知语境假设等。语言现象、非言语现象以及推理来源、语用照应等的使用构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认知现象。在语用学范围中，斯波伯和威尔逊、贝来克莫等强调语用信息处理的认知基础，比如关联论是一种有关交际与话语理解的一般认知理论。与形式语用观和社交—文化语用观相比，关联论把语用理解视为一种涉及推导的心理学问题，并受制于单一的认知原则——关联论。在西方语用学界，该理论被公认为认知语用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之一，因为作者试图将语用学理论的重点转移到认知的一般理论上来，它重新审视了语用推理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及其与认知科学诸多方面的关系。所以，它给语用学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给认知语用学带来了新生。

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用于翻译研究，从语言意义的角度来考虑翻译问题，则可以避免完全针对语言形式和以语言形式转换为核心的翻译理论的许多弊端。将人的认知和语言的关系纳入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围，一方面能够体现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翻译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因此，孤立地依据三要素(作者、文本、读者)来分析交际和理解是不完整的，其中既要考虑到作者，又要考虑到作品本身，也应兼顾读者，他们都受制于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要素。只有将交际过程中的三个要素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要素的制约作用，才能建立起解释的合理性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要体现译者主体性，同时兼顾各因素，努力处理好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作者、理解作品，译好文本，实现翻译的和谐性。认知语用学翻译观借鉴认知语言学翻译观，把翻译看做一种认知的活动，译者在通过关联顺应透彻理解原语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在译文中影射转述出原语的语用等层面的意义，传递原语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语言使用的本质与语用价值。与传统翻译观相比，认知语用学翻译观能揭示人交际中的心理活动及认知过程，更能揭示翻译的本质、语言使用的意义与语用价值，对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为构建翻译理论提供新的视野和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