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 语篇语用学翻译理据
“语篇语言学”英文为text linguistics,或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或text analysis(篇章分析),于196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巍利可(H.Weinrich)首先提出。他认为,任何语言学研究都应该以语篇为描写框架,离开了语篇语言学就无所谓语言学了。不同的学派都强调语篇的研究,例如布拉格学派、系统语言学、语篇语言学新学派。随着篇章语言学的兴起,人们已逐渐摆脱了传统语语义学和语法学的束缚,将语言研究的重心由句子转为语篇。因为“语篇是有效交际的最终单位”(Hatim 1997:12)。语篇是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语义单位,它与句子的关系不是大小关系,而是“实现”关系,即语篇依靠句子来实现。但语篇不是句子的任意堆砌,构成语篇的句子存在着深层的语义关系。翻译的直接对象和最终产品都是语篇,而语篇翻译的过程可以说是连贯的识别和重构的过程。语篇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语篇语用分析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文化学、语用学、会话分析和变异分析。语篇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用学和跨文化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信息论等的关系密切,呈现出跨学科的语篇科学研究,并吸收了包括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研究交际中语言使用,涉及多种学科的一门学科。语篇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它的兴起和发展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起到了推动作用。语篇语言学按符号学和普通语言学基本研究领域划分为语篇语法、语篇语义学和语篇语用学分支,把语篇与语篇使用者的相关部分归入为语篇语用学研究的范围。语篇语用学不断地发展,并渗入到各研究领域。哈蒂姆和梅森(2001:76~100)认为“对等不但要体现在命题内容上,还要体现在言外用意上,语篇层次上的交际失败可能是因为没有恰如其分地转换出言语行为上的语用含义”。这让我们看到了语用学在语篇解读中的重要性。语篇语用学作为新的学科,而语篇语用学视野的翻译研究更需进一步深入。
语篇最基本的功能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语篇语言学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亚里士多德年代的古典修辞学和19世纪的文体学;它不再仅探讨语篇内部的语言现象,而是将语篇之外的人以及使用语言时的场景条件纳入观察和描写的视野。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脱离语境的孤立的句子,而以超越句子层面的语篇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形成的一些语篇描写模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语篇交际功能上,把语言使用的语境及其相关的因素纳入到语篇的描写中,提出把语用作为语篇描写的出发点和目标。最早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是哲学家奥斯汀(1962)和塞尔(1979)。他们相信,语言是用来施行动作行为的。拉波夫发现,言语行为理论适合于语篇分析;它可以解决语篇分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奥氏的言语行为理论体现了“施事”动作与“言外之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塞尔为把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语篇分析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提出,言语行为是交际的基本单元。他将言语行为、意义、语言和交际的研究结合了起来。布朗和尤尔(1983)从语用的角度出发,认为语篇分析是对语言使用的分析,他们主张语篇是过程,反对语篇是产品。他们认为语篇是交际行为的言语记录;是对作者在语境中用语言来表达意义、达到意图的动态过程的记录。语篇可以定义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理性自制的、有目的的、互动的可视性证据,这个互动过程由作者操纵,产生大多数言语,并贯穿于这个语篇的生成和理解。(www.xing528.com)
语篇语言学家比格兰德和德里斯勒(Beaugrande & Dressler)认为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它必须具有七项标准: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在实际翻译中,语篇是翻译的对象和基本单位。语篇语用学是在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跨学科的作用下发展起来,研究重心放在一定的语境中话语的意义及产生的效果方面,分析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文本与语境、语篇与交际、语篇与语篇之间关系的语言使用和认知。运用语用学的方法分析语篇的情景性、连贯性、互文性、可接受性、信息性和可接受性是语篇语用学进行语篇分析的起点。语篇分析经历了会话分析、民俗文化学、互动社会语言学、言语行为方法到语用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语篇语用方法揭示了语篇深层结构的语用意义和功能。从维根斯坦提出的“意义即语言的使用”,到莫里斯的符号学,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再到格赖斯区分了语言的非自然意义和自然意义等语用学的发展,都为语篇语用学翻译研究提供了理据。语篇语用学的核心问题是处理语篇的隐含意义、语用意义或意图。作为过程的语篇,其组织直接受语用学原则和策略制约。这里所谓的原则既指已经由人们提出的各种语用学原则,如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理论、礼貌原则、关联论、顺应理论等等,也包括可能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其他原则;而策略就是如何把话语体现得恰当、合理和有说服力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关语篇的组织手段。可见,语用学是语篇分析的又一种有效方法,涉及三个重要概念:语境、交际和意义或意图。语篇语用学研究的是语篇与语篇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篇组合的语用因素、语篇的意图性和情景性等问题。语篇语用研究聚焦于所分析的语篇中未说出或写出的内容。对语篇进行语用分析,必须超越起码的社会互动和会话分析的考虑,从篇章的形式和结构后面去寻求意义,更多地关心一些认知语用和心理学的概念,如背景知识、信念、期盼、图式、框架、草案和文化图式等等(Yule 2000)。我们把语篇作为一种文本,把语篇置于其语用语境(包括语言学的、认知的、社会的和物理世界的语境)解读语言使用的真实意义。语篇交际是个动态过程。话语或语篇从生成、传递、接收到理解是一个信息交流过程,它进入交际之后形成语义层和语用层,然而目前话语分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比较拘泥于宏观和微观语篇结构和语义层分析,忽略语篇与认知结构、人际修辞、交际策略、语用意图等之间的相互作用。话语分析以语篇结构、语义分析为主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语境进行语用分析。语用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对话语分析会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布朗和尤尔指出,语篇分析包括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但主要是从语用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最有希望为语篇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语用学”(陈平 1991:7)。语篇语用学考察的对象是语篇的:(1)语用连贯性;研究话语的生成、理解及话语模式等问题,主要通过语言使用者和语境的联系,分析语篇句子序列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语篇结构等。(2)语篇必须传递一定的新信息;(3)语篇语境意义和互文性产生的语境化意义,通过生产者有意识的意图利用语言信息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生产者的意图必须为听者、读者所接受。语用学方法是获取语篇背后的意义和作用的有利工具,并通过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原则、关联论、礼貌原则、顺应论、语言变异论等对语篇进行研究。
语篇语言学与语篇语用学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一种重访模式》,贝克的《换言之:翻译教程》,贝尔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哈蒂姆和梅森合著的《语篇与译者》和《作为交际者的译者》,巴斯尔(Basil)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我国黄国文、张美芳、王东风等著名学者都深入探索了语篇翻译研究。豪斯分析了显性翻译和隐形翻译。哈蒂姆和梅森将符号层上的语篇融入其翻译研究模式,将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将施事行为引入翻译研究,探讨了格赖斯会话原则对翻译的解释力,认为,翻译是动态而不是静态过程,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一种语言交际过程,处理翻译中的意义是在语篇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寻找协调;译者除了要处理原语语篇意图,还应当能对译本给予读者的影响做出判断;从语篇分析翻译,要分析原文语篇的交际功能、语用功能和符号功能。贝克探讨了翻译中语言各层面尤其是语篇和语用层次上的对等。贝克把语篇翻译中的对等分为五个层次,即词层对等、词层以上的对等、语法对等、篇章对等、主题结构对等、衔接和语用层面对等。最能体现其语篇翻译思想的是关于主题结构和信息结构的篇章对等、词汇连贯上的篇章对等、语用上的篇章对等。他认为,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翻译中的语篇对等不是通过词汇等层面的衔接来达到语篇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等,而是要通过衔接来达到语用学意义上的语篇对等。语篇视野的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的意义,即在交际情景中的参与者传递和操纵的意义。译者要尽可能通过语用推理在译文中将语用意义尤其是隐含的意义不折不扣地表达出来。翻译时,我们要在微观与宏观结合结构上结合起来进行语用分析,折射原语的语义意图和语用意图,包括可能隐含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性别歧视、政治倾向、诗学等语篇语用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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