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 对比语用学翻译研究
英汉对比语用学,无疑属边缘学科的性质。它主要由语用学、对比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三个源头直接相汇而成,以语用学为其主流。分析家把对比分析向多层面进行了扩展,他们把早期微观的语音、语法研究扩展到了近期的失误分析、行为分析、中介语研究、迁移分析、对比语篇分析以及对比语用研究等领域。对比分析作为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手段真正得到了广泛应用。许余龙(2000)专门开辟了语用对比,从语用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语用对比的方法问题进行了语用研究与语用对比;从词汇形式与语法形式进行了语用功能对比;开展局部和整体的话语结构对比。陈治安、文旭(1999)认为,汉英语用对比内容包括(1)英汉对比语用学的基本理论;(2)英汉运用的语用原则的对比研究;(3)英汉纯理功能的跨文化语用对比研究;(4)英汉运用的语言环境的对比研究;(5)英汉语用前提的对比研究;(6)英汉指示语的对比研究;(7)言语行为的跨文化英汉对比研究;(8)英汉会话结构的对比研究;(9)英汉社交用语的对比研究;(10)英汉语用移情的对比分析等各语用学研究的微观领域,同时包括英汉文化、思维、英汉翻译中的语用策略,价值观、词汇的文化内涵、心理因素、权势和社会距离的标准的英汉对比,各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语用意义。称谓在英汉对比语用学的研究中蓬勃兴起,成果不断涌现;顾曰国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追溯了汉语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并根据礼和礼貌的联系归纳总结了五条礼貌准则;以五条准则为基点,对汉语和英语中的礼貌现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它们在文化上的差异。总的来说,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语音、语法、语义(词汇)、语篇等的对比上;话题、焦点、语气、口气、指代等语用因素研究;个别词和个别领域的语用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完善和丰富对比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的基本理论,拓宽其研究实践,而且可以增强人们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促进跨文化人际交流、跨文化组织交流、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提高中国人的外语水平和翻译能力;推动语言研究、语言教学、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英汉对比语用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就如何开展语用对比,我们有如下的方法。首先,确定某一种语言功能,如“表达建议”,然后比较两种语言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其次,调查两种语言中相同的结构是如何为不同的功能服务的。另外,比较两种语言在具有代表性的交往中所产生的话语结构。对比语用学想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的交际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特殊性。豪斯(House1997)通过从对比语用语篇研究中取证,体现了“文化过滤”的特征。从语篇措词、语篇策略、起始语和言语行为等四个方面进行德英对比语用语篇分析,找出两种语言在五个层面上的跨文化差异,即直接性和间接性,自我朝向性和他人朝向性,内容主导性和人员主导性,隐含性和明示性,常规性模式和随机模式性的对比,探讨了“文化过滤”在翻译中的作用。
对比语言学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翻译理论、方法与技巧都是建立在原文和译文的异同对比的基础上的。翻译理论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首先明确原文和译文表达同一意义在方法上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处理其不同之处的最典型的方法。刘宓庆认为,对于汉英对比研究来说,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汉语的本位观照和对外语的外位参照;二是对汉语的异质性的认同。刘先生特别强调汉语的异质性,汉语的异质性表现在各个层面:文体体系、语音体系、句法结构体系、句法关联体系、思维认知体系统和语言审美系统等,并强调译者应有良好的翻译思维,建构宏观的翻译理论来研究汉英对比与翻译。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涉及汉英两种语言的异同,包括语言上的、文化上的层面。就语言结构来看,我们必须对汉英结构等进行深究、描写与解释,对比汉英语言结构特征需在结构的各个层面如词组、短语、小句、句子、句群、段落和语篇方面,从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认知心理、审美规范和语言与宇宙全息以及形而下的语言内部系统、语言的衍变、语言间的互动以及翻译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和分析。我们一方面就英汉语篇进行较为细致的、分门别类的对比,如文学、哲学社科、科技、商务及应用类等的对比;另一方面结合翻译作品对比研究,或者说将对比的成果应用于英汉互译,为之提供相应的指导。语篇对比应该是同类语篇之间的对比,即用作对比的语料应具有篇章语义上的对应性,或至少具有题材、风格和语用等语域因素的对应性,保证对比的效度。东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西翻译主体翻译观念上的差别,这要求中西译者翻译方法的不同选择。例如:
“My dear Mr. Bennet,”said his lady to him one day,“have you heard that Netherfield park is let at last?”( Jane Austin: Pride and Prejudice)
译文1:有一天,班纳特夫人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了。你听说过没有?”(王一科译)(www.xing528.com)
译文2:“亲爱的贝内特先生”,一天,贝内特太太对丈夫说道:“你有没有听说内设菲尔德庄园终于租出去了。”(孙致礼译)
称呼语是言语交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交际双方的权势和距离,身份和地位等各种关系。称呼的选用要受到语境、心理、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制约。称呼在交际中不仅表明了双方的身份、地位和权势的差异,而且常因为语境因素而表达警告、威胁、规劝、禁止、命令、请求、邀请、建议、祝贺、感谢、嘲笑、讽刺、喜欢、厌恶等诸多言外之意。在话语中表现出的任何称呼变异都不可避免地传递着说话人的语用含义,听话人能够根据语境推导出说话人言外之意。译文1把“MydearMr.Bennet”译成“我的好老爷”来适应中国文化,结果极易产生“文化误导”:好像18世纪的英国妇女跟旧时代的中国妇女一样称自己的丈夫为“老爷”。其实在奥斯汀时代的英国虽也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但并没有妻子必须称丈夫为“老爷”的习俗。所以此处还是依照原文如实译作“亲爱的贝内特先生”为好。
父亲给他娶了媳妇,今年才二十岁……最喜插花惹草。(曹雪芹,第21回)
译文:While he was young his parents had found him a wife who was just about twenty…who loved nothing better than to have affairs. ( Yang)
杨译将“插花惹草”译为英语中的委婉语have affairs,与作者想表达这女子本性轻浮一致,“花”和“草”这两个形象是否保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传递出原语的语用用意。正如上文所述,对比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对比内容涉及从语音到篇章的各个层面,包括语义、语形、语用三维所干涉的语言层面、语用层面、认知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等多维的语言使用意义的理解与再现。语用意义的理解与再现的策略应是多样的,可以是归化,也可以是异化,或者两者的有机结合,以及根据语言使用的情况,基于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进行合理的顺应性选择语言使用,灵活运用翻译策略,使译语“原汁原味”地再现原语。
近二十年对比语言学得到了迅速发展,潘文国在其《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中论述了汉英对比的八大趋势:学科的自觉意义越来越强;学科理论自觉意义越来越高;从微观走向宏观;微观研究的深入化;积极引进和运用外国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对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关注;汉语主体意识的觉醒等。随着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对比语用学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宽,涉及语言教学、双语词典编纂、翻译学、交际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语音学、修辞学、对外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等领域,并体现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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