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3.7.8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原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格特认为，成功的翻译是原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在形式与传达原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方面的差异，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作者在构建某一特定信息时，其实已经考虑到其目标读者了，对他与目标读者互明的文化等信息往往被略去，而译语读者非其目标读者，原文中的某些文化缺省，如果译者在翻译时不加以补充，读者则无法找到意义上的关联。因此，关联顺应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原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原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原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原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从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看，文化翻译包括语用语言的归化和异化与文化意象的归化和异化两方面。语用语言翻译是语言层面的语用学翻译;文化意象的翻译是文化的形象代表的翻译。语用语言等效翻译应该是归化翻译，也就是语言层面的动态对等翻译，即用译语中具有对等语用用意的词汇、句法、语义等语言表达手段，再现原文的语用用意，体现语言使用的价值与本质。文化意象的翻译也可以采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在文本语境和情境语境都为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共享的情况下，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领会原著，顺从译语的文化习惯，翻译时不必保留他们难以理解的形象，而换之以他们熟悉的形象。在同样的情况下，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体现原语文本的文化背景，让读者了解异域的文化形象、领会其语用隐含，可以采用异化翻译。从现有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看，文化意象的归化或异化是再现文化翻译与语用意图的主要方法。翻译界对于文化空缺与语篇连贯的关系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作系统的探讨，但在实践中都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已形成了几种有效的处理方法:文外加注、文内明示、删除、文化直入、文化阻断、文化诠释、文化融合、文化归化等方法。

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 (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原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原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围城》)

译文1: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 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d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vinegar”，则起不到传递原语语用隐含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系到如何平衡双语的文化。因此，我们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按照搬原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关联的翻译视角为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在注重翻译的本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探讨翻译认知过程与意义转换所涉及的接受美学、审美心理、文化生态、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

适当的策略运用可以处理文化翻译中的难题，但我们还应深入探索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各个因素。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有:译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译者翻译的目的、译者的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期待视野、译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以及翻译活动与译语文化之间的活动关系(孙会军2000)，同时还包括赞助人的权势、意识形态、诗学等等。在转译原语的文化过程中，译者必须关注文化所折射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孙艺风认为，翻译的任务是把本土的文化产品改造成跨文化的产品，文化产品结构不同，文化的生态环境各异，同时应考虑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他认为，凡是与文化有关的语言，或多或少地都与意识形态有关。(www.xing528.com)

Gloucestor: …Love cools，friendship falls off，brothers divide: in cities， mutinies; in countries，discord; in palaces，treasons; and the bond cracked between son and father. This villain of mine comes under the prediction: there’s son against father; the king falls from bias of nature: there’s father against child. ( King Lear，Act I，Scene ii)

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成陌路，兄弟化为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我这畜生也是上应天数;有他这样逆亲犯上的儿子，也就有像我们王上的预兆一样不慈爱的父亲。(朱生豪译)

这个翻译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的意识形态都纳进了莎翁的剧作中去，显然不够妥当。

意识形态、诗学、权力等一定程度操控着翻译过程，这导致在翻译原语的文化时，不可避免在进行文化杂合，以达到某种平衡和均势，这也迫使我们必须取得与文化关联顺应与选择，对文化进行挪用。尽管文化价值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会发生变化，要充分传递原文的文化也比较难操作，但通过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关联顺应与选择，对原语进行编码和解码，尽可能对原语文化的进行合理的改造，这样尽可能保持原语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减少原语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避免译语走向极端，正确地达到翻译的目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由于语言结构、社会文化等存在差异，翻译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原语的文化，译语所体现的文化也不容易被读者完全接受。拉多认为有以下的方法处理文化:保持原语的语言形式相同，原语与译语的文化意义不同;译语形式与原语不同，文化意义相同;原语与译语相同的形式，相同的意义。诺德(Nord1997)认为文化翻译从不同的角度可以选择强调原文文化的“纪实”翻译和强调译文文化的“工具翻译”。前者的翻译策略包括“逐字对译”、“字面翻译”和“注释翻译”等;后者的翻译策略有“等功能翻译”、“异功能翻译”和“类体裁翻译”。艾克西拉(1996)提出了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如:重复、同化、文内外解释等。邱懋如(1997)提出译者可以考虑的合适翻译方法，如转译、归化、音译等，以建立文化对等。王东风(1997)讨论了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结构，其处理文化缺省的方法有:文外作注:即文内直译;文内明示:即文内意译，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归化;删除:即删去含有影响语篇连贯的文化缺省。王东风还认为，翻译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引进差异，包括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政治的差异、伦理的差异、科技的差异等，支持采用韦努蒂提出的“抵抗”翻译策略。同时，为了做到“原汁原味”地体现原文的文化，我们可以灵活运用图像、模仿、替代、阐释、淡化等翻译策略。总体而言，策略的语言选择是灵活的。

Every party has a wet blanket; Susana complained all night at my birthday party.

译文1:所有的聚会都难免会有扫兴者;你看苏珊，她在我生日晚会上一直怨言不断。

译文2:所有的聚会都有像湿地毯一样令人扫兴的人;这不，苏珊在我生日晚会上抱怨了整整一晚上。

这里的“awetblanket”是个文化隐喻。译者必须通过文化关联才能获得其真正含义:因为湿地毯用于扑灭刚燃起的火苗效果极好，所以英语中用它来比喻那种扑灭别人热情或破坏兴致的人。译者必须根据关联获得的信息顺应读者的审美观，对原语的文化进行策略性的处理。译文(2)虽然对原语文化进行了“补偿”，但仍然令人困惑:为什么湿地毯是令人扫兴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需要顺应翻译的目的，运用“转换补偿”的策略，把文化隐喻进行关联转换，用“扫兴者”转译“awetblanket”。

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译者要根据原语和译语的不同交际意图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透视社会文化背后的深层意味。由于文化在翻译中的介入，翻译审美意识、政治倾向等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译者必须更应借助翻译语境来处理文化信息，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获得原语与译语的最佳关联，平衡两种语言的文化信息，避免出现文化的极端。为此，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做出最佳的语言使用的选择，进行合理的增删，采用归化或异化等策略。我们认为，译语文化转译是归化和异化的混合物。同时译者要注意防止出现文化误译。面对文化的多样性，译者必须在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两极之间做出某些选择与取舍。威尔斯(1996)认为，译者的翻译是否成功取决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表达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诸多因素的集合体，包括译者的脑力分配、翻译经验、灵活性、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文化能力等。许钧(2003)认为，译者处于中心位置，他的主观性，他的取舍态度，他的言语能力，他的认识水平，都无不起作用。

“文化转向”强调译语顺应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给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我们应对文化转向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这一转向，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应肯定其积极方面的意义，并从这一视角深入研究其在我国翻译实践中的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方向，它只是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同时，我们应警惕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即文化研究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剥夺，把翻译本体研究消解在文化研究中(吕俊2004)。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的本质，从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高度来理解翻译活动;明确以民族文化为立足点，充分注意到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防止“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我们不能夸大文化转向而忽视语言的转向，“文化转向”不是一个新的哲学变革，也不是对语言转向与文字翻译的代替。文化途径的翻译研究有其局限性:它主要注重对文化信息转换的制约，在大的文化理念下，翻译标准的宽泛使得翻译过程难以操作;它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无所不在性，忽视了翻译活动的语言性、交际性;而且对于翻译的许多层面也未能照顾到。所以，文化翻译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避免“泛文化”的倾向，把握文化翻译的实质。文化翻译阶段出现的新译学是丰富、深化原有的译学观，而不是取代、更不是推翻传统的译学观(谢天振2004)。为此，译者必须发挥翻译三元关系的主体作用，对文化的翻译做出合适关联顺应与选择。译者面对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不仅要熟悉两种语言的差异及两种语言文化系统的差异，以及文化翻译所涉及的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的特征，而且要进行文化经验的积累，增强文化理解前结构，包括文化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调节结构，强化主体的文化意识、文化信息感应能力与判断能力，提高整个翻译的综合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