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语用学翻译观-语用学翻译研究

2.5.1　国外典型的语用学翻译观

语用学最早见于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符号理论基础》(1938)，它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的使用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的开始发行，给这个领域正式的命名。语用学逐步与其他学科如翻译学、应用语言学等相互渗透与研究。语用学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信息交流活动，它重视语言交流中的语用意义，强调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的同等语用效果。语用学对翻译有很强的解释力，将语用学引入翻译学领域，我们能从新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诸多矛盾重重的现象，翻译研究与语用学的融合研究将为翻译研究提供新的翻译理论范式。随着语用学的发展和其对翻译领域的层层渗透，语用学翻译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日益重视，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也为翻译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

纽马克在其《翻译探索》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并对它们进行了区别。他认为，语义翻译是一门艺术，只能由一个人承担，不能有不准确的翻译，但造成了认知意义和语用意义的走失，以语义翻译的方式得出的译文一般不及原文;他强调交际翻译的语用等值。费道罗夫、科米萨罗夫以及莱比锡学派注意情景中的信息，关注语用因素。哈蒂姆与梅森在其《话语与翻译》中特别强调用语用学来研究翻译。支撑哈蒂姆与梅森翻译理论的三大理论是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这构成了其语境研究的三个维度:交际活动维度、语用行为维度和符号互动维度。交际维度包括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两个方面:前者指交际者在地域、时间、社会、标准化、个人特点方面的变化，后者指具体使用的语域因素，即语场、语旨、语式;语用维度包括言语行为、语用蕴涵、预设、语篇行为等;而符号维度则体现在作为符号的语篇、话语、体裁与其他对应符号的互文活动。在这三个维度之外的影响因素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所有的影响因素最终都反映在语篇上:形成语篇的结构，构成语篇的脉络，最终服务于语篇特定的修辞目的。哈蒂姆从语境的视野探讨语用学翻译，并讨论了言语行为与翻译、合作原则与翻译。同时他认为，译者要根据语境对原语的语义进行推理，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原语与译语的关联、译文与读者的关联程度，充分挖掘原文的意图，最后把原文的意图在译语中充分传达出来。但该理论涉及较少实际的翻译操作。

英国语言学家贝尔在其《翻译与翻译行为》一书中从认知的角度描述两种语言间的翻译行为。他认为，翻译的动态过程要经过视觉词汇识别系统及书写系统、句法处理器、语义处理器、语用处理器、思维组织器以及计划器。他指出，翻译过程可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了不同的操作领域，即句法、语义及语用三个方面。从原语到译语的过程要经过语用分析器及语用综合器的过滤和分析。语用分析器主要执行两大任务:一是分离通过语义分析器的信息的主位结构，二是对此信息进行语域分析。语域分析时译者要分析以下的风格参数，即语篇基调、语篇范围、语篇方式。语用综合器主要执行以下工作:处理原文意图、处理原文的主位结构、处理原文的风格。语用分析与语用合成的过程要求译者要根据语境和语义表征提供的命题内容和其他语用信息选择合适的主位结构和语域，并处理好原文的目的、原文的文体，以及原文的言外之力与言语行为。

威尔逊的学生格特(Gutt)在《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提出了关联论翻译观。关联论翻译观强调的是，辖制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翻译被看做一个涉及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活动;是一种语言交际行为;是一个寻找关联链和最佳关联的认知过程。翻译的全过程实际上是两个明示－推理过程，译者的责任是在具体的语境下和不同的读者的情况下传达出原语作者的预设和意图，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译文应该是同原文释义相似的译语语段。格特还首次提出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的概念。直接翻译意在保留原文“语言特征的相似性;间接翻译则旨在保留“认知效果的相似性”。关联论是利用认知科学对翻译现象做出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对翻译活动提出任何规定或具体方法的“理论”(Gutt 2000:202)，但它给翻译提供了新的启示。他的关联翻译观在中国影响较大。(www.xing528.com)

奥·希奇(Leo Hickey)汇编的《语用学与翻译》则从多方面探讨了语用学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与影响，如合作原则与文学翻译、言语行为的各种语境和方式、语义前提和语用前提、礼貌原则、关联论、新信息与旧信息、前提与指示、时间指示与空间提示、模糊限制语、话语连接词等制约翻译的因素。希奇指出，语用学有助于“获得译文同原文之间的语用等值，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等同的理解和感受;语用学翻译研究试图从原文本和原作者所持的观点，从作为对原语的反映的译文翻译以及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操作来解释翻译的程序、翻译的过程和翻译成品”。

俄罗斯的语言翻译学派中，语用学翻译研究成为其研究的重点之一。杨仕章(2006)对俄罗斯的语用学翻译思想做了回顾，并指出，俄罗斯学者对语用学翻译研究做过积极的探索。这些学者主要从语义对应的角度来分析语用意义的传达和翻译的语用意义。语用学翻译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再现原作的语用潜力，二是努力保障译文接受者产生应有的反应，其重点是研究语用意义的传达、翻译行为本身的语用任务和语用适应的问题。另有一些学者从翻译中的语用关系、原语出发者的交际意图和译文接受者的接受能力等方面论述了翻译中的语用问题，指出了语用转换的动因、类型与方法。

我们看到，以上国外的研究论著从语用学的新角度探讨翻译研究，但没有一本论著明确形成翻译语用学研究所需的基本概念，也没有探讨该领域内这些概念的相对重要性(钱多秀2003)，对翻译技巧、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等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整体而言，西方语用学翻译研究没有形成合理的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