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研究：翻译思想概述

2.4　语用学翻译思想概述

从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许多翻译理论家对此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些学者包括奈达、根茨勒、谭载喜等。美国著名理论家奈达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四个基本的流派: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这些学派的研究理念各有侧重。根茨勒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中以翻译思想为标准，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将当代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并对每个流派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我国学者谭载喜教授将西方翻译理论归纳为五大学派: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交际理论学派、苏联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香港著名学者陈德鸿、张南峰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分为语文学派、诠释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学派。李文革(2004)认为，从这些学派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带有多元化、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各流派翻译思想相互补充，各有侧重的特点;翻译各流派的研究角度的差异、中心转移和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交互影响;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勾勒出了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揭示了研究范式的演进、转换、交锋与替代，表明了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变化:有研究视角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移;有对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产生了许多积极成果，而且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将现代学术融入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式。近年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这一悠久传统在本学科内遭到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有些是有道理的，并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语用学翻译研究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延伸，但与根茨勒和威利斯所说的“科学”派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的翻译历史，语言学派批判地继承了19世纪施莱尔赫、洪堡特等人的语言学与翻译观。从古代的奥古斯汀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构成的语言学派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了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上的对等(谭载喜1991)，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句和句子层面上。

西方译论与语言学同步发展，语言学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从20世纪索绪尔的普遍语言学起，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为语言学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纷纷从符号学、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以及描写学等角度分析翻译问题，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关注翻译的单位，认为语言之间的翻译问题是通过寻找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等值方法来实现的。音素、词素、词、句子被看做翻译的基本单位。但这也是“科学”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缺陷，在理论的分析上往往局限于单个词和句，忽视篇章结构这一更为广泛的内容。(www.xing528.com)

语言学者试图将自己推崇的语言学理论放在翻译领域里予以检验，因为翻译现象对语言学和哲学都可以说是一种很有分量的挑战(Firth 1956: 77);而翻译学者关心的是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希望语言学能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可靠的分析工具。前一类人如弗斯(Firth1956)，卡特福德(Catford 1965;1994)，韩里德(Halliday 1964)，比格兰德(deBeaugrande 1978);后一类则有奈达(Nida1 964;1969;1975)，迪利斯(Delis 1980; 1993)，豪斯(House 1977/1981;1997)，布鲁库卡(BluKulka 1981;1986)，威尔斯(Wilss 1982)，哈蒂姆和梅森(Hatim ＆ Mason 1990;1997)，贝尔(Bell 1991)，贝克(Baker 1992;1993;1995;1996)，赫维(Harvey 1998;2001)等等。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从学院学派的理论出发去研究翻译，翻译研究也就形成了相应的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转换生成派、交际理论派、功能学派、语用学翻译研究等流派。后期的语言学派开始关注译者必须具备跨文化的理解能力。郭建中认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也在发展并向文化研究靠拢，并开始把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去。例如，奈达后期的论著特别强调社会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出版了《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文化与翻译》和《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等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不仅仅是原语与译语之间的语际转换，它更是一种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转换。美国翻译家奈达博士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因此，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必须具备深刻的跨文化意识。

总体来看，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这些年来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一方面，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现代语言学本身已经扩大了视野，越来越关注实际应用中的语言，而不是把语言仅仅看做由各种关系组成的一个抽象系统;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非语言学研究途径翻译学者提出来的批评意见。文化学派试图全盘否定语言学派，但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论述的过程中引用了诺伊贝特和皮尔斯关于语篇理论的观点，关注语言的层面与语用层面，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了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与符号所指之间的关系、符号所指以及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三者共同决定最终的等值。哈蒂姆与梅森以及豪斯在1997年分别出版了各自理论模式的修订版，修订的幅度相当大，而且明确认可了诸如意识形态、政治氛围、市场力量等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甚至尝试将其中一些因素纳入自己的理论之中。对于近年来质疑翻译语言学研究之有效性的批评意见，豪斯给予了正面的回应，她承认非语言因素的确对翻译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强调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仍然可以取得成果。

莫娜贝克认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的确有过局限性，但是近些年来，这一途径已经极大地拓展了视野，改进了方法。她说，在当前这种跨学科的氛围下，如果说还能谈得上比较清晰的理论途径的话，那么语言学途径仍然是翻译研究最富有成效的理论途径之一。她的理由很简单:只要开始研究翻译问题，起码要从某个层面上的语言分析入手，大部分翻译学研究都绕不开这一步。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之所以如此灵活，它的无所不在之所以有时会在翻译界引起这么多的沮丧，原因正在于此。但语用学翻译研究不仅可以弥补这些缺点，还尽力平衡其他方面的因素，使翻译研究转向了理性交往的动态的语用解释性层面，把翻译研究归结到哲学、翻译交往过程、翻译本质的回归、语言使用的本质和价值的研究。通过中西语用学翻译思想的对比研究，我们不但可以完善和丰富对比语言学、语用学、跨文化交际学、翻译学的基本理论，而且推动语言研究、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建立在理性交往上的语用学翻译研究，可以解释以往错综复杂混乱的翻译理论的现象，为译学建构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