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哲学渊源与成果

2.1　语用学翻译研究的哲学渊源

如上所述，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发端很早。译学与哲学的结合也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也不是翻译理论家的主观意向，它是客观规律发展的必然趋势。解构主义的代表、法国的德里达一直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根茨勒(2003)认为，德里达的著作都是围绕着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展开的。刘宓庆(2001:3)在其《翻译与语言哲学》指出，“用语言哲学作为科学手段研究翻译理论，是深化翻译理论、扩大并展现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的维度和论证手段的必由之路”。刘先生在翻译语言学或语言学哲学的视角下讨论了: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本位关照、外位参照”的原则;建立翻译语言学的意义理论观和文本理解理论;对翻译思维的复杂性、特征和运作进行探索;从哲学的高度比较广泛地探讨翻译中的语言逻辑;对翻译的价值观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哲学语用学思想本质在于把语言、知识和科学置于人类生活实践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认识。这一转向潮流的始发者正是维特根斯坦。前期的维氏沿用了弗雷格－罗素的人工语言学即形式化语言学发展轨迹，其后期转向了日常语言学，提出“意义即使用”，其后有奥斯汀、赖尔、塞尔、斯特劳森、格赖斯等领军人物对语用意义进行探索。他们关心意义和语言使用的关系，或者说意义和话语者意图的关系。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用学研究中对语用原则的遵守是相对的，可以同时使用;是调节性的，也具有文化相对性、带有动机的特征，受制于交际目的(Thomas 1995)。语用原则的功能主要是解释性的，其研究应注重结合语境考察交际双方遵守或违反语用原则的内在动机与终极原因，属于一种动态性研究。西方的现代语言哲学的人工语言研究与日常语言研究为语用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形成了语用学研究两个大流派，即(1)形式化方法与形式语用学;(2)社会文化方法(俞东明1998)。西方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促使了语言哲学开始由客观性转向公共性，由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使主体之间的可理解性、可沟通性成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刘宓庆在《翻译与语言哲学》中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其对翻译学的启示。例如，从英国语言哲学家米尔的意义关系系统“名称——符号——指称——命题”关系了解到翻译意义的关系;罗素的“专名的所指由摹状词决定论”对翻译研究起指导的作用;洛克关于语言意义来源于对事物做理性审视的经验，这一观点可以用来说明翻译中观念、词语、指谓和语用之间的关系;斯特劳森的意义观可以指导翻译中词语的使用、规则、约定性、语境对决定词语和句子的意义等问题;赖尔的心智哲学启发我们应对翻译思维开展研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要求我们应把翻译看做一种言语行为。美国的语言哲学理论中，克里普克的指称论提到，摹状词的作用只是固定指称，这指导我们如何确定翻译过程中的指称意义;亨普尔“认识经验观”提出，通过主体认知在语段的整体中获得意义，这要求翻译不能断章取义;奎因的“感觉经验”要求译学必须重视翻译主体的体验;普特南认为历时和共时性要结合起来，这为翻译研究提供借鉴，翻译与翻译研究同样要注重历时和共时的探索;路易斯意义理论指出译学必须恰如其分强调内涵逻辑;格赖斯的意义论强调译学必须将意向纳入意义的结构中，密切关注意向、目的与社会的关系;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让我们认识翻译中意义与行为的关系。其他哲学思想同样表现出与翻译学密切关联，折射出哲学的翻译观与翻译的哲学观念。(www.xing528.com)

哲学语用学转向促使翻译由语言学的逻辑性与文化学派的阐释性时代进入语用学解释性的、理性的交往的建构时代，由二元分析进入哲学和诗学相结合的人文和文化以及价值的透视。语用学翻译研究重点探索影响理性交往的语言使用意图的表达和理解的语言、语境和语用因素，关注认知和社会文化因素、说话者和听话者及其相互作用，因为语用意义的建构过程是由交际双方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和在交际动态过程中共同完成的。语用学不是对句法和语义的排斥，而是融合三元关系的各要素。其次，哲学语用学思想导致了新的科学解释模型，从科学逻辑语言学转向了科学语用学。语用学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形成认识论——语用分析，兼顾语形、语义和语用整合分析的方法来处理传统哲学难题、语言使用、翻译的语言使用本质，并进行新的解释。尤其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和言语行为主体间的客观性、一致性和意向性。随着哲学、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中“语用学转向”的逐步形成，可以运用语用学思想，以及语形、语义和语用整合分析的方法来对传统哲学难题进行新的求解。语用思想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各种流派、思潮均可在这一界面上进行有效的交流，寻求合理交往的场所。当然，翻译学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得到解释和发展。

吕俊、侯向群(2006)在《翻译学》中提出建构主义翻译学视角，视翻译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交往实践，这对推动翻译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翻译学观是以普遍语用学的交往论为哲学基础的。这种哲学基础发展起来的翻译学强调对“言语”的研究，这必然引起译者的语言观和文本观的转变。这种观念下，文本不再被看做静止的语言成品，而是译者和原文本创作者、译者和目的文本读者群的“言语”。动态的交往的文本观必然会引导译者去研究言语者、言语的语境、言语的方式、言语的意图等因素;研究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和协调性规则是如何在言语交往中相互作用，共同促成成功的交往。在这种交往翻译观的支配下，译者不仅会去关注语言的表达层面，更会去关注语言的语用层面，进行深层次的翻译，从而把翻译实践引向深入。建构的翻译学包括两大板块:对现有研究范式的批判与反思和对新的建构范式的构建。无论是对前者的批判、反思，还是对后者的设想，建构都是从哲学基础、理性基础、认识论基础、语言学基础、真理观等五个纬度展开的，以区别于现有的研究范式。建构的翻译学以实践哲学即交往论为哲学基础，其认识论基础是广义的认识论，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建构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翻译具有了新的内涵。翻译不再被界定为语言转换活动或者跨文化交流活动，而是被看做一种特殊的人类交往实践。在以言语行为理论交往观作为主导的翻译学框架下，翻译研究将实现一次新的转向。那么这种翻译学建构具有以下特点:它是一种理性的重建;使翻译研究走向真正的开放;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义、句法研究模式转变为语义—语用模式的转变;引入了交往伦理学的观念。吕俊教授认为，在建构主义的视角下的翻译学是以言语行为理论和交往论为哲学基础的，这一理论的翻译观强调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行为，是一种言语行为，包含着两个层面的交往，即实现文本中的交往——作者与译者的交往层面，另一层面是观念文本中的交往层面，即书中主人公间的交往关系，使得翻译活动通过交流、论辩、协调达成一种共识，克服“意义”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这些建构的翻译学观念实质上是一种语用学翻译观，充分注意到语形、语义和语用三者的功能意义，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实现合理平等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