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 德国语用学思想
德国哲学经历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到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德国传统中的语用学思想始于康德的“语言学转向”。康德认为，哲学应按先验方法来进行，在知识建构中的图式论和符号观念应把语言的因素引入理性的建构中，包括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的科学。为了探询经验中可能性的结构或思想的形式，康德的先验论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语法研究，即按照范畴所提供的先天法则来建构对象并赋予其普遍必然性，就像语法在语言现象中的规则作用一样。康德事实上把他的先验哲学塑造在其时代的普遍语法上，认为语言的形式理想地反映思想的形式，这促成了他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康德之后，直到19世纪末，在语用问题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下进行的。包括费希特、罗斯、维特和洪堡特等在内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的表征理论，并把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语言中精神和表征间的关系上;另一方面，他们把康德的图式理论结合到语言理论中，语言取代了康德的图式在其哲学中的作用，与概念和直觉结合在一起，使语言对于思想具有了核心的作用。随着康德时代的结束，德国哲学和语言学开始试图把语言从浪漫的灵魂和先验的精神中分离出来，并把它带入人类活动和广泛的情景中。魏格纳把语言分析的单元称作言语行为或交流行为，即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意向行为。现象学家胡塞尔则主要地继承了布伦塔诺的思想，即认为所有心理行为都是意向的，都是对象的表象。比勒区别了语言的三种功能:表征、表达和请求，把语言的这三个功能视为语言或意义的三个维度，强调这些维度不能彼此排斥，逻辑研究表征，修辞学研究表达和请求。这种语用思想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总结了德国在康德之后对语用的考察，又启迪了当代德国哲学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语用观念。德国后期的语言哲学观主要有: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他提出“语言游戏论”来重新定位语言性质和语言功能，使用语用分析来理解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他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这一观点促使奥斯汀、塞尔等人更进一步把语言当成行为方式。哈贝马斯认为，语用学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作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是研究人们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的学说。他认为，基于对人的交往行为及其能力研究的需要，从语句的句法、语义特征到语言环境、言语者的语用特征，从语言能力到交往能力，都需要进行普遍的重建。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力求解决理解和沟通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性的行为规范，人们在其中通过言语进行交往沟通，使交往双方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让言语行为主体如何在各种语境下都能以可接受的方式完成交往行为。阿佩尔则创立了先验语用学，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改造，强调交流共同体。他的语用学思想是建立在分析哲学中的语用学(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思想)、传统符号学理论(皮尔士，莫里斯的思想)以及先验哲学(康德的思想)的张力之中，其语用学转向的实现意味着大陆哲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融合。德国哲学语用学思想关注语言使用的主体间性和理解，把语用学看做是一种阐释理性、寻求理解的工具，体现一种人文主义的态度和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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