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翻译研究：思想渊源及重要性

第一章　语用学思想渊源

从远古时代起，哲学问题就与语言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罗素(Russell 1983:68)所言:“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一样，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塞尔(J.R.Searle1971:1)也说，语言哲学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我国先秦诸子最早谈及的语言哲学问题是“名”和“实”。对语用学思想的洞察自古希腊和我国的“名”、“实”起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思想当中。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第一个发展了一种交流的语用模式。从此，语用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语用学思想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解决哲学难题的需求，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可以有效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哲学家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也内在地促进了语用学思想的发展，导致了现代语用学的诞生。语用学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和关注。1938年，美国哲学家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明确提出“语用学”这个术语，并指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逻辑学实证论哲学家卡纳普(Carnap)明确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一项研究若是明确涉及说话人或用一般的术语来涉及语言使用者，我们就把它归纳在语用学领域。其后，经由希勒尔、奥斯汀、格赖斯和塞尔分别对语用学研究对象、指示语理论、会话蕴涵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作为一种符号和哲学的语用学学科含义越显明晰。随着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兰正式出版，语用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规范，并很快受到哲学、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等的普遍关注。20世纪80年代，列文森的《语用学》和利奇的《语用学原则》代表当时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语用学的研究不断完善和深入，具体成果有:1993年梅(J.Mey)的《语用学概要》，1995年托马斯(J.Thomas)的《言语交际中的意义:语用学引论》，1996年尤尔(G.Yule)的《语用学》，1999年维索尔伦(J.Verschueren)的《语用学新解》，2005年卡明斯(Cummings)的《语用学的多学科视角》，2006年贝莱克(Elizabeth Black)的《语用文体学》等。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至现代经历了三次转向，即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现代的语言学转向，而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表明了现代语言哲学的兴起。塞尔曾把“语言转向”以来语言哲学的发展归结为三条发展路径:第一条是从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出发，经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再到奎因和戴维森的发展，此研究路径关注的问题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探索表达的真理性条件;第二条是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出发，到奥斯汀和塞尔，甚至包括格雷塞和斯特劳森的研究，这一研究路径把语言看成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更多关注语言的使用问题，或者说是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关系问题;第三条是乔姆斯基的现代语言学，但在塞尔看来，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与其说是语言哲学，不如说是语言科学。那么，第二条路径无疑是语言哲学向哲学语用学再到语言语用学转化的主要契机。语言哲学传统中的语用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几个发展阶段:(1)亚里士多德的语用学，这是语用学思想发展的萌芽阶段;(2)欧洲“原型语用学”(proto pragmatics)(1785～1835)，它包括洛克、康德的思想和波尔—罗亚尔普遍语法等;(3)美国实用主义(1860～1930)，它包括实用主义奠基者皮尔士(C.Peirce)、詹姆斯(W.James)和杜威(J.Dewey)的思想;(4)近代语用学(1880～1935)，包括比勒(K.Buhler)、奥斯汀等人的语用学思想;(5)当代语用学，主要包括源于英美的言语行为理论、关联论与符号学，法国的对话理论、德国的普遍语用学以及欧洲学派的顺应理论等语用学思想。(www.xing528.com)

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公认始于被誉为“语言哲学之父”的德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哥特洛布·弗雷格，而完成于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期间罗素、卡纳普等推动了这一转向。弗雷格将逻辑学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与中心，提出了逻辑主义的思想，开创了“哲学逻辑”的研究方向。他把对思想的逻辑分析归结为对语言的分析，而对语言的分析是用逻辑进行的分析。弗雷格和罗素均主张抛弃日常语言，仿照数理逻辑，另创一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或形式语言。维特根斯坦在弗雷格和罗素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工语言的哲学和自然语言即日常语言的哲学。维氏后期的日常语言哲学开创了语用学研究传统。自然语言哲学的集大成者赖尔从人的心智角度来发展日常语言哲学，奥斯汀则从人的行为来发展日常语言哲学，而塞尔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去发展日常语言哲学。语言分析方法的研究基本特征就是哲学的语言学化和语言的哲学化。一方面，哲学的后形而上学的发展要求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引入语言分析手段以丰富自身的方法论;另一方面，语言在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和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定自身的实在或自身的本体地位。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维特根斯坦、卡纳普等哲学家使用语言的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形成语义哲学;二是“语用学转向”(pragmatic turn)，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奥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借用语用学的成果来构筑哲学对话的新平台，形成语用学哲学;三是“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发生于20世纪末期，植根于语用学对讲话者的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形成认知哲学。语用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是“语用学转向”以来形成的语用学思想，成为哲学研究的新的发展理据，它既总结了前期“语言学转向”的合理成就和经验教训，促进语用学学科的发展，也为解决解构主义带来的弊端提供可靠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