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同义词研究：最新理论探讨

第六章　专书同义词辨析的理论探讨

专书同义词研究与普通同义词研究有共同之处，二者都有确定同义词组、归纳总结共有义项、辨析同中之异并探讨其规律等研究内容，二者还有共同的研究方法、任务和步骤。同时，专书同义词研究又有其特异之处，专书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语言背景之中，这就决定了语言以及语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相对有限性、针对性和时代性，尤其是专书同义词研究在辨析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同义词在同义义项上用例的有限性，并且经常出现孤例的情形，这将严重制约专书同义词的辨析工作，甚至严重影响辨析结果的质量。同义词辨析工作的根基是同义词出现的语言环境，同义词研究者通过认真分析、比较具有同义关系各词出现的具体语言环境的差异和特点，分析、比较、总结具有同义关系各词的词义差异和特点。同义词用例越丰富，对同义词词义的凸显越充分，我们以此为基础所做的辨析结果越真实可靠。所以，专书同义词研究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用例偏少或孤例该如何准确辨析词义的问题。除此以外，专书同义词研究还要处理好前人的训诂解释义与专书实际词义的关系、专书词汇与断代词汇的关系、字与词的关系、复合词与词组的区分、词义的辨析与时代物质文化生活的联系、词义辨析的针对性等问题。面对以上问题，我做如下探讨:

一、在专书同义词辨析中，面对一些同义词组在同义义项上用例偏少或孤例的应对策略

在专书同义词研究中，经常会遇上一些词的用例偏少，尤其是在同义义项上的用例偏少或孤例情况。例如:在今文《周书》130组同义词中，其中包括106个词在同义义项上的用例仅仅出现1次，基本接近于每组同义词中就有一个词在同义义项上出现孤例的情形，在同义义项上只有2次用例的就更普遍。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同义词的辨异，所以，如何提高孤例或用例偏少的同义词的辨析精准度，成为提高整个专书同义词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下面几种方法可以作为探求专书同义词用例偏少或孤例词义特点的重要途径:

第一，把专书同义词的同义义项与同时代的文献的相同义项的用例进行参照，发掘词义特点。某个词的某个义项在某个共时层面中出现，往往不单单出现在单个文献典籍之中，而经常是分布在各种文献典籍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同义词的同义义项放在共时层面的各种文献典籍中去研究，以避免用例偏少或孤例的缺陷，而做到有效地发掘词义特点。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专书词汇研究是断代词汇研究的基础，研究专书词汇是为了进一步更好地研究断代词汇。专书词汇研究和断代词汇研究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门类，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研究专书词汇最终必须上升到研究断代词汇，成功的断代词汇研究也可以反过来检验、提高专书词汇研究。专书词汇和专书同时代的断代词汇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专书和专书同时代的各种文献典籍都是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是被体现与体现的关系。部分与部分之间也是互相联系、互相贯通的，因此，是可以互相参照的。

另一方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共同的语言特点，词汇作为语言的三个要素之一，也具有时代特征性，同一个时代，各个词在各种文献中的用法是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语言中的词汇反映社会生活尤其直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相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相同的社会心理和风俗习尚，这些因素都会引导语言的使用者对词义的趋同理解和应用，影响词义内涵朝相同的方向增减递嬗和引申转移。所以，相同时代的词义特征在同时代的各种文献典籍中就会表现出趋同性，这就是词义的时代特征，这也是我们把专书词语与专书同时代的其它文献典籍的词语相互参证的理论基础之一。

第二，充分利用前人时贤的训诂资料义、字典、词书中的解释义，全面寻求用例偏少或孤例的词义特征。我们在从事古汉语专书、尤其是上古汉语专书词汇研究中，前人时贤的训诂资料、字典、辞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他们对古汉语词义的理解和解释，尤其是汉人的训诂资料，可资借鉴的价值更高。由于他们去古未远，对上古词义的认识比我们直接，比我们容易发掘到上古专书中词义的本来面目。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掘、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些资料将在我们的古汉语专书词义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从前人时贤的训诂资料、字典、辞书的解释中，寻求适合待研究辨析的专书词语在专书语言环境中的具体词义。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解释者面对同一个语言单位，他们的解释不尽相同，他们往往各自捕捉到词语的不同特征，因此我们可以从众多训诂资料、字典、辞书的解释义中分析、归纳、总结专书中同义词在同义义项上用例偏少或孤例的词语的词义特征。

第三，从文字形体、本义、引申义、语源义等词义系列中发掘符合专书中用例偏少或孤例的词语的词义特征。这些方法也是所有同义词研究、辨析过程中都经常采用的方法，只是这些方法在用例偏少或孤例的情况下作用尤其突出。关于利用文字形体、本义、引申义、语源义等词义系列发掘词义特征的方法，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详细论述，故此处不再赘述。

专书同义词研究、辨析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是语言环境分析法，研究、辨析目的是充分发掘专书语言环境中凸显出来的词义特征。上文提到的几种方法都是在专书语言环境不能凸显或不能完全凸显词语在专书中的词义特征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替代方法，所以使用这些方法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时刻要以符合专书语言环境为尺度，也就是我们必须把使用替代方法所寻求到的词义特征重新放置入专书的具体语言环境之中，用替代方法寻求到的词义特征与整部专书的思想内容、时代背景、词义内涵等因素相协调时，表明我们寻求的结果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归纳的词义特征就是错误的。切忌不经过语言环境的检验而用采用以上方法所归纳的词义特征来简单筐定专书词汇的词义特征，并以此词义特征为基础与专书中其它同义词进行区别辨析。这种脱离专书语言环境的作法也是目前同义词研究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关于这一方面，在下文还要进一步详细论述。

二、如何处理利用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与利用专书实际语言环境推求词义的关系

我们阅读古书，常常以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为理解古书文义的桥梁，进行专书词汇研究，也同样离不开这些基础性的资料。“与现代汉语同义词辨析不同，在进行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按‘一义相同’观鉴识两类同义词(异称词与理性义同中有异的词)时，始终不能离开古代训诂、文献材料的使用。”^[1]但是，专书词汇研究与普通的古书阅读在对过去的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的吸收、利用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普通的古书阅读，一般只需要对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进行简单的选择即可，选择与所阅读的古书语言环境的文义基本吻合的意义。而专书词汇研究有其特殊性，它不但要求对过去的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进行选择，更重要的是对它们进行鉴别，甚至经常要修正前人的误说，后者还是专书词汇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是前人以他们的知识积累、价值取向、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对读者评估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所做出的，其中的任何因素不同，都可能导致对同一个词义的解释产生差异，因此，他们的解释往往带有主观性。而专书中一个个词语本身的真实意义又是客观的。主观与客观经常会产生背离，加之过去留下来的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往往也是对古代文献典籍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在归纳、总结的过程中，不可能细致深入分析古代的每一部文献典籍，所以，他们的结论只是基本符合古代绝大多数的文献词义，不可能绝对做到符合每一部文献典籍的词义。这也是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做专书、断代词汇研究的原因。专书词汇研究的目的是要真正搞清楚所研究的相关词汇在专书中的真实面貌，而不是简单地对过去的各种解释的征引。欲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真正地深入到专书的语言环境中去，以专书语言环境为最终依据。具体说来，必须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专书同义词研究最终必须以实际语言环境中的词义为准。语言环境是我们辨析词义的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分析词义最重要的手段。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为了正确地解释词义，必须注意词语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2]词义是依靠语言环境来体现其价值的，从语言环境中得出的词义对专书同义词研究也是最可靠的。以其它方法寻求的词义，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且以其它方法得出的词义的正确、适用程度，最终必须依靠专书的语言环境来决定，语言环境是检验其是否正确的最后依据。切忌简单地以其它方法得来的词义作为最终结论，不放入专书语言环境中去检验，就以之为基础，进行词义辨析。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不仅那些无形、音作为依据的词语要用语言环境材料证明其词义，就是有形、音依据的词语，也往往要靠语言材料验证其词义。”^[3]我们从前人的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中得出的词义以及用字形分析法、本义、引申义、语源义分析法等方法得出的词义，首先应该放入专书的语言环境之中去，符合专书语言环境以后，方可以之为基础，进行同义词辨析、研究。

第二，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也能对我们从专书语言环境中分析出的词义起到验证、支撑说明作用。如果我们以正确的分析方法从专书语言环境中分析归纳出的词义与前人的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相统一，则证明我们分析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先入为主，以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的解释义来限定专书语言环境中的意义。现在存在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进行专书同义词研究时，不是首先认真、深入分析、研究专书词语出现的语言环境，甚至抛开专书的语言环境，首先查阅前人的训诂专书、字典、辞书，以训诂专书、字典、辞书中的解释义来“规定”专书中的词汇意义。在专书同义词辨析中，也是首先罗列《说文》《段注》《尔雅》等专书的解释，不深入细致地分析专书语言环境的中的词义差异。这样的专书同义词研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专书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凭借专书词汇研究结论，弥补前人字典、辞书、训诂资料的不足以及更正前人字典、辞书、训诂资料解释的错误。成功的专书同义词研究是首先分析专书语言材料，在辨析中也是语言环境的分析与前人的训诂、字典、辞书的解释义互相参证。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能弥补、更正前人的不足和错误，反而会使这些不足和错误陷得更深，甚至误导以后的断代、历史词汇的研究和大型古代汉语字、词典及同义词典的编纂，还会影响专书同义词研究的地位和形象。

三、如何处理专书词汇与专书同时代的断代词汇的关系

专书词汇的词义具有具体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是适用于具体上下文之中，指称、修饰、陈述具体人、物、性质、状态、动作行为的。断代词汇的词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概括性和客观性的特点，是从众多具体上下文之中，从众多指称、修饰、陈述具体人、物、性质、状态、动作行为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更具普遍性、一般性。专书词汇词义的具体性、灵活性是断代词汇词义概括性、客观性的应用结果，概括性、客观性寓于具体性、灵活性之中。一个词语进入交际领域之前，首先具有概括性、客观性，这是使用该语言的全体成员所公认的。人们根据语法规则，把这些具有概括性、客观性的词语用于具体上下文之中，就体现出了具体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专书词汇研究是为断代词汇研究打基础的，最终目的是要从专书词汇的具体性、灵活性中抽绎出词义的概括性、客观性。“就研究古汉语词汇来讲，我们在古书中看到的一句一句话都是古人言语的记录；就研究古汉语词来说，我们所看到的某一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体现出来的具体意义都是一种言语义，确定言语义虽然是研究词义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毕竟是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是在研究言语义的基础上探求语言义。”^[4]因此，一方面，我们在进行专书词义辨析时，可以适当地引用专书同时代的文献词义作为旁证，以充实、说明专书词汇的词义特点；另一方面，在做专书词汇词义特点归纳总结时，面对专书中指称、修饰、陈述具体个类(个体)或不同个类(个体)的词语，我们有必要进行合理地概括、适度地提高，寻求个类(个体)的上位类别，力求从更大的类别上进行把握，避免专书词汇研究结论过于具体、零散，不便于断代词汇研究的进一步概括、总结、寻找规律。所以，在专书词汇研究中，应该努力做到专书词汇研究与断代词汇研究的适当融会贯通。

四、划清字、词的界限

字是文字学领域的问题，词是语言学领域的问题。文字虽然不是语言的必备要素，但是，它记录语言，同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始终是字、词不分。专书词汇研究是以词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必须廓清几种字、词纠缠不清的情形，真正以词位为研究对象，改变过去字、词研究不分的局面。

首先是异形词问题。异形词就是用几个不同的书写形体记录一个意义完全相同的词。虽然异形词的各书写形体不同，但是各书写形体所记录的语言中的词义却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异形词在专书词汇研究中，以一个词位对待，而不宜分成几个不同的词位。(www.xing528.com)

其次是同形异义词问题。同形异义词与异形词正相反，同形异义词就是用同一个书写形体记录几个不同的词。虽然同形异义词的书写形体相同，但是它们所记录的是几个不同的词，因此同形异义词应该以几个不同的词位处理。

再次是文字的假借问题。文字的假借造成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异形词问题，本字和借字在记录相借用的词的义位上，是用两个或几个书写形体记录同一个词义，因此应该把具有假借关系的几个书写形体所记录的相同词义归入一个词位，即把借形所表词义归入本形所表词义之中。

最后是词类活用问题。词类活用是一个词类的词临时兼具另一个词类的词的功能。如果词类活用还没有相沿成习，达到独立成词的地位，应该属于言语现象，还不宜作为语言现象处理。所以，词语的活用义与被活用的“源义”之间，一般应该归入一个词位。

五、复合词与词组的划分问题

复合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组合、凝固成的完整、定型的独立的词，复合词中的各音节单位都是构词语素，复合词的意义往往不是构词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凝固、融合的整体。词组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临时组合在一起的语言单位，词组中的各音节单位是词的临时组合单位，分开是独立的词，词组的意义是各组成单位意义的简单相加。我的本论题是以独立的单音节同义词为研究对象，所以复合词中的构词语素不是本论题研究的范围，而词组中的可以独立成词的构成成分是本论题研究的范围。因此，在研究之前，首先要对有些语言单位做复合词或词组的划分。而在语言研究实践中，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其本身的身份是复合词，还是词组，有时并不容易截然分开。过去对复合词和词组的区分采用的是结构的整体性、完整的定型性、意义的融合性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的确是复合词和词组的本质区别，但是在操作中，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事物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经常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这样，标准就难以把握，到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结合到什么程度才算具有结构的整体性、完整的定型性、意义的融合性。二是有些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组合而成的语言单位，在一部专书中从来不分开使用，具备结构的整体性、完整的定型性、意义的融合性。虽然这种语言单位不分开使用，但是还是可以分开理解，分开理解的意义相加的总和与整体意义没有多大区别，并且也不损害专书的整体文义。同时，这些语言单位虽然在这部专书中不分开使用，而在同时代的其它文献中经常分开使用，并且分开使用的意义和在不可分开使用的专书中作为组合成分的意义基本相同。如果局限于不可分开使用的专书领域之内，这种组合语言单位是可以作为复合词处理的，但是专书词汇研究是断代词汇研究的基础，在做专书词汇研究时，不能不适当地参照专书同时代的文献资料。鉴于以上情况，我们的主张是从严不从宽的办法，即处在两可状态的语言组合单位或在某部专书中不分开使用，而在同时代的文献中经常分开使用的语言组合单位，我们一般看作词与词的组合单位，而不以复合词看待，并且时代越早的文献，标准应该越严格。因为，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是以单音节占绝对优势向双音词或多音节词占优势的方向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是逐步凝固、积累的。

六、专书同义词研究对词义的辨析、研究要和具体的时代物质生活、文化背景联系起来，避免用今天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标准去辨析、研究古代的词义

语言是对社会生活反映的产物，在语言诸要素中，词义反映社会生活是最敏锐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殊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名物典章制度、风俗习尚等，这些因素都会以新词产生、旧词消亡、旧词添新义以及词义内部的细致变化等方式反映出来，因此我们欲对某一个时代词义进行深入细致的辨析、研究，必须把词义置入产生、使用该词的某一时代的具体社会生活中去，把词义的辨析、研究与具体时代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名物典章制度、风俗习尚的研究联系起来。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词义有民族性的特点，就是说，词义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附加了民族文化内涵，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词义就难于理解。汉语词义，特别是汉语在一定历史时代特殊词义的形成，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5]离开了具体社会文化生活背景，一些词义就难以理解，或难以准确理解。古代专书词汇研究时刻要紧密联系专书所处的时代物质、文化生活背景，从客观的精神出发，切忌以“我”的立场、以“我”所处的时代物质、文化生活立场出发去辨析、研究反映古代物质、文化生活的词义。

七、同义词辨析要有针对性

同义词辨析要有针对性是指在同义词辨析中，必须针对词类、词义特征寻求辨析的角度、搜寻书证，既要寻求对词义有重要影响的区别因素作为同义词的同中之异确定下来，又要避免罗列一大堆对区别同义词同中之异无关紧要的书证。具体说来，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辨析词义要有针对性。不同的同义词组，由于组成同义词组中各词词义的诸要素不同，进而形成同义词组的主要区别角度不同，同一种区别角度，在不同的同义词组中，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地位。这是同义词组中各词之间相互制约决定的。同义词聚合中，各词之间并不是无序的随意组合，而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有机组合，成熟完备的同义词组中的各词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力更强，同义词组中各词的意义及同义词组中所包含的词语数量也是相对稳定的。在同义词组中，如果数量有增减、某词词义有变化，就会引起同义词组中相应词语词义的变化。正因为同义词组中各词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有机组合，也就决定某固定同义词组中各词之间的主要区别因素、区别角度是固定的。根据同义词组中各词的意义特征和意义范围，同义词的主要区别因素、区别角度是有规律可寻的。对有些同义词组，时间角度特别重要；对有些同义词组，应该从处所角度寻求区别点；对有些同义词组，要从工具方面寻求区别角度；对有些同义词的辨析，要探寻同义词之间的内涵之异等等。所以，对同义词的辨析，要因词而异，对症下药，不能一概而论，统一角度。同时，寻求区别因素、区别角度，必须寻求对词义有重要影响，能把同义词组中各词明显辨析开的主要区别因素、区别角度。在同义词辨析中，没有必要把无关紧要的区别因素一应罗列，更不要在辨析过程中，无目的地罗列相同因素。

第二，搜寻佐证材料要有针对性。在同义词辨析过程中，经常要搜寻一定的佐证材料以帮助证明同义词组中各词的同中之异，包括前人时贤的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中的解释义、本义、引申义、语源义、反义词等方面。但是，在搜寻、取舍佐证材料时，一定要有针对性，必须紧紧围绕同义词的同中之异进行。时下有些同义词研究，习惯罗列一大堆训诂资料义、字典、辞书中的解释义、本义、引申义、语源义、反义词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但是其中大部分内容对辨析、研究同义词的同中之异没有任何帮助，这种做法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因为，同义词辨析、研究，不但要辨析、研究清楚同义词组中各词的同中之异，而且还要求言简意赅。

可见，在同义词研究中，找准角度、抓住重点、切中肯綮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黄金贵:《论古汉语同义词的构组》，载《浙江学刊》，2002(1)，第223页。

[2]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6，47页。

[3]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6，47页。

[4]张联荣:《古汉语词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5]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