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同义词研究方法、任务和步骤

第三节　本论题的研究方法、任务和步骤

一、本论题的研究方法

1．归纳的方法

专书词汇研究所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言语，它的每一个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都包含着说话人的特定所指对象、思想感情和其它种种与说话人相关的因素，显示词义的差异性、灵活性、具体性。研究者在反复阅读文本的基础上，探求其共同性、系统性、概括性，确立同义关系，构拟同义词组，在纷繁的言语词义基础上归纳所构拟同义词词组的共同义项。

2．比较的方法

比较方法是语言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在同义词研究过程中，比较方法的地位尤其突出，可以说同义词研究的实质就是比“同”较“异”的过程。研究者必须在认真比较每一个同义义项所出现的语言环境，比较说话人的特定所指对象、思想感情和其它种种与说话人相关的因素的基础上，比较同义词的“同”与“异”。

3．统计的方法

统计方法是精细研究语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在同义词研究中，精确统计同义义项的出现频率、使用次数，能够藉以推知某同义义项在该组同义词中的地位以及同义词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还可以推知被研究的专书的词汇面貌和特点，并为历史词汇学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本论题的研究任务

在反复阅读熟悉今文《周书》文本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其中的单音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和使用情况，力求准确地构拟同义词词组，科学分析并揭示所构拟同义词组中各词的同中之异，以数据统计的形式反映今文《周书》词汇的基本面貌。然后总结今文《周书》同义词的区别因素、同义词的特点及其成因。

在研究中，力求对专书同义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进一步探讨。在广泛继承前人时贤专书同义词、断代同义词、历史同义词研究的正确理论和成功方法的基础上，探讨前人时贤的局限并力图改进，探讨如何解决专书同义词研究中必然出现的一些困难。理论上突出同义词的共时性，强调辨析同中之异。方法上避免本义、引申义、语源义等无针对性的罗列，探讨如何正确利用本义、引申义、语源义、反义词、古文字形体来辨析同义词的同中之异。

三、本课题的研究步骤

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同义词研究也不例外，它是“同”与“异”的矛盾统一体。“所谓同义词，都是同与异的比合，词群的组合关系围绕一个相同义。对于词群中的某个词来说，既有与同组其他词之同，又有与同组其他词之异，同与异交融合一”。^[2]同义词研究始终贯穿着“同”与“异”的问题，就是识其“同”与辨其“异”。这种研究特点决定了本论题的研究步骤为确定相同关系(以下简称识同)和辨析同中之异(以下称别异)两个阶段和步骤。

1．“识同”并构拟同义词词组(以下简称构组)，确立共有义项

解决同义词的矛盾是以“识同”为出发点的，没有“同”，就无所谓“异”。“识同”构组是同义词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识同”的质量是直接决定同义词研究成败的关键，直接影响到对今文《周书》词汇面貌的认识和词汇系统的了解。

在坚持一个义项相同的原则基础上，认真阅读原文，仔细分析词义，初步确认具有相同义项的词并把它们构拟成同义词组。在构组的基础上，进行细致的语境分析，借助字典、辞书以及前人的训诂资料，确立共有意义，并用简洁的词语对共有意义做出概括。

关于“识同”构组，前人时贤在做同义词研究时，总结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识同操作方法，例如:互训、同训、同义递训、对文等方法识同。虽然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具有一般同义词研究的普遍性，但是其独特性突出，尤其是今文《周书》的语言多是当时真实口语的真实记录，没有经过人为雕琢，其语言缺乏春秋战国以后那种结构整齐、语义对称的行文方式。因此，把前人的许多成功“识同”方法照搬到今文《周书》同义词识同上却显得无能为力。针对今文《周书》的语言特点，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为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识同”构组的具体方法:

(1)语境识同法

语言环境是全面体现词语价值的唯一场所，词语只有进入语境之中才能体现其全部价值，所以对词义的分析研究也必须深入到语境之中去。“词义是在词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的，故词在文献语言中的用例，是判定同义词的根本依据”。^[3]语境识同法就是全面准确地理解文义，充分分析词语出现的语言环境，提炼词与词之间的相同因素，把具有相同理性义项的词构拟在一起，初步确认为同义词词组。语境识同法是今文《周书》同义词识同的主要方法，用其它识同方法所得到的结果都必须恢复到语境中进行检验。“专书同义词的归组，必须严格按书中显示的同义关系来归纳……而不能以演绎法，根据已有经验归纳专书的同义词组”。^[4](www.xing528.com)

(2)同训识同法

同训是指用同一个词训释几个不同的词。不同的几个词如果具有同训关系，那么可以初步把被训释的几个词确认为同义词。例如《尚书校释译论》:“畀，赐予；赐，赏赐”。“赐予”和“赏赐”意义相同，故可初步把“畀”和“赐”确认为同义词。由于前人对今文《周书》的注疏本较多，可供利用的训诂资料丰富，因此同训识同法也是今文《周书》同义词识同的主要方法。

(3)同义连文识同法

同义连文就是古人在行文中叠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相同义项的词表达一个意义，这是古人行文最常用的方式，后来训诂多藉此文例解释疑难词语，在同义词研究中可以用来进行同义识同。今文《周书》的语言多属当时的口语记录，本身是直接作用于听觉的符号，加之早期语言的词汇多是单音节的多义词，其语句容易使听众产生歧义、多义、模糊性的理解，说话人为了达到表意准确、语义完足，经常采用同义连文的行文方式来互相限定词义。同义连文是今文《周书》的一种普遍行文方式，两个或者三个同义词连用随处可见，故可资以确认同义关系。

2．“别异”，辨析、揭示所构拟同义词词组在共同义项上的同中之异

“别异”是同义词研究的重要目的，是同义词研究的关键环节。识别辨异是否精审，直接影响到对今文《周书》同义词差异因素的认识。本论题的识别辨异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辨析相同义项的同中之异，避免同外之异的描写、罗列。

识别辨异欲求精审，必须针对所研究的语言材料，确定一套正确的识别辨异的具体方法。识别辨异的具体方法直接决定识别辨异的结果，没有正确的辨异的具体方法，就没有高质量的辨异结果。通过前人时贤的同义词研究实践，提出以下具体识别辨异方法。

(1)语源辨异法

同义不一定同源，几个同义词如果语源不同，反映同义各词的构词理据有差异，也就表现人们对同义各词所指称的客观事物的特征的着眼点不同，它反映在词义上就表现出不同的构词理据意义。构词理据意义投射到具体同源关系的各词的各个义项之中，就形成词义所隐含的词义特征。而同源词的这种构词理据意义(词义特征)在词义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它或明或暗地反映在同源各词的各个义项之中，具有同源关系的各词必然具有相同的词义特征，没有同源关系的各词就必然在某个词义特征上存在差异。所以，如果一组同义词中的各词并不同源，我们就可以凭借其语源意义揭示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需要注意的是仅仅揭示出同义各词的不同语源意义，并不是真正的同义词辨析，这也是语源辨析法容易出错的地方。语源义的罗列不能代替同义词辨析，不能达到辨析同义词的同中之异的目的，而是同外之异的列举，所以，同义词辨析不能只停留在语源的探求上。正确的语源探求只完成了同义词辨析程序的一半，辨析者要在语源义的基础上继续往下推求，揭示反映在同义义项上构词理据意义(词义特征)的差异。例如“垣、墉”在指“墙”这一义项上形成同义关系，从语源上看，“垣”与“圆、环”同源，理据意义是“环绕”；“墉”与“邕、拥”同源，取聚积义。辨析到这一步，并不能说明“垣”与“墉”的区别，还必须沿着这种语源继续推求，揭示投射在“墙”这个共有义项上的语源印记，即词义特征。推求可知“垣”为环绕四周的墙，即“垣”有环绕四周的特征，无高低之分；“墉”有聚积义，聚积则高，故“墉”高墙，即“墉”具有高的特征，这样才明晰了两个同义词的差异。周文德先生在辨析“年、岁、载”就停留在语源辨析阶段:在语源上，“年”源于物候年，是根据农业生产的周期而得名的；“岁”源于天文年，是根据天体运行的周期而命名的；“载”源于物象更新，是根据万物生长的周期来命名的。此语源探求可谓精审、准确，但是这三个词在使用上的差异并不明晰。这就是只停留在语源探求上，而没有经过由“源”继续推求同源意义在同义词上所反映出的词义特征差异。所以语源辨异法一定要经过由同义词到语源，再由语源到同义词的过程。利用语源辨析同义词，赵学清先生在《韩非子同义词研究》中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好的范例，如:“‘郭’……是外城。‘郛’与‘郭’同义。其得名来源不同，‘郭’、‘廓’同源。《释名·释宫殿》:‘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郛’、‘孚’同源，从保护义得名，即‘郛’是为保护内城而修筑的。”^[5]

(2)反义词辨异法

同义词之间的差异有时极为细微，常常从正面入手难以辨析，但是它们的反义词之间的差异极明显，我们就可以“以反推正”来辨析同义词的差异。但是，反义辨析同语源辨析一样，不能停留在反义词的列举上，关键在“以反推正”上，要通过其反义词的差异推求其在同义义项上表现出的差异。可是，并不是每一位同义词研究者都能做到这一点。例如周文德先生《孟子同义词研究》:“‘喜’的反义词是‘忧、怒’；‘乐’的反义词是‘忧、恶’”。至此，周先生的这条辨析结束了，可是我们对“喜”与“乐”的差异还是不清楚，原因在于他没有完成以反推正的过程。如果继续推求，“喜”与“乐”有一个反义词相同(忧)，一个不同(怒、恶)。辨析“怒、恶”的差异得出:“怒”的情感表现于外，程度比“恶”高，而“恶”的情感多隐藏于内心，程度一般较低。以反推正可知“喜”流于外表的高兴，“乐”往往隐藏于内心的高兴，现代还有“喜形于色”、“偷着乐”的说法正见其别。所以，反义辨异法也要经过由正到反，再由反到正的过程，仅仅反义词的罗列不能代替同义词的辨析。我们目前将此类同义词、类义词等，称之为“词语阵列”。每个词都有它所赖以存在的“阵列”，据此，也可以辨析其词义或者与其它词义的差异。

(3)引申义辨异法

引申义辨异法也是同义词辨析的一种有效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承认多义词的各义项是有系统性的。词义由单义变成多义主要是通过引申途径实现的，而词语在引申过程中各义之间是有关联的，尤其是词语的基本特征往往贯穿于整个词的引申过程之中，成为各义项的语义构成要素，引申义辨析法就是借助这种“基本特征”来辨析同义词。这种“基本特征”是在分析所由引申的源头义和各引申义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它是隐藏在源头义和各引申义之中的深层“相似点”，它是词义引申过程中引发心理联想的基础。例如“言”与“语”都有“讲话”义，在这一义位上两个词构成同义关系。施以引申义辨析:“言”引申出“询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王引之《经义述闻》:“言王，问王也。”又引申出“慰问”。后来引申分化出“唁”。分析其引申系列，发现各词的基本特征都是主动的单向动作行为，即“言”是主动跟别人讲话(“语”一般是指回答别人的问话)。在某些情况下，词语的词义特征在源头义中不凸显，而在引申义中凸显了出来，这样，就可以直接凭借引申义探寻到源头义的词义特点。“同义词由于本义有细微差别，引申义会产生相应的差别。引申义是经过延伸、推演的意义，好像把本义的差别放大，同义词的差别就更清楚”。^[6]

(4)字形辨异法

字形辨异法特别适合今文《周书》同义词辨析。今文《周书》的产生去古未远，其用词往往用其本义，而汉语词的本义往往就是记录该词的汉字的本义。汉字又是表意文字，尤其是古汉字表意程度高，其形、义具有统一性，即训诂学中所谓的形义合一。往往见形而知义。借助甲骨文、金文、篆文可以分析字义特点，进而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例如“走”与“奔”在今文《周书》中都有“跑”义，是一组同义词。分析字形:“走”金文字形为“”，上面是一奔跑的人形，下面是一个“止(趾)”，“奔”的金文字形为“”，上面也是一奔跑的人形，下面是三个“止(趾)”。字形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相同处显示相同关系，不同之处显示其差别。三“止”与一“止”显示其速度有差异。故训诂学者释“走”为“跑”，释“奔”为“快跑”正见其别。“奔”的速度比“走”快，从字形中有明确的体现。

(5)语境辨异法

词语在文献语言中的用例，是我们辨析古代汉语同义词的根本依据。因此，在做专书同义词辨析时，比较、归纳专书文献语言中的同义各词的实际用例，是专书同义词辨析的根本方法。“同一篇中，乃至全书各篇之中的字词，在意义与用法上是彼此牵连与证明的，就是说，经典文献的原文，已经通过字词的相互关系对每个字词的意义和用法作了准确而显白的注释”。^[7]

在以上这些辨异方法的运用上，以语境辨异法为主，以另外的方法为辅，根据同义词组本身的特点选择一到两种有针对性的方法，做到辨析清楚同义词的同中之异即可，而不是每一组同义词都要用到以上所有辨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