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同义词研究：探索今文书籍的重要性

第二节　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的意义

一、今文《周书》词汇是汉语词汇发展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阶段，专书词汇研究又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古到今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词汇是整个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历史时期的词汇既是其上个历史时期词汇发展变化的结果，又是其下个历史时期词汇发展演变的基础和出发点，每个时期的词汇系统都是对其上个时期词汇系统的继承和扬弃，在前者为“源”，在后者为“流”，源流一脉相承。“源”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流”的发展演变趋势，欲纳流，必先讨源。在汉语词汇史上，西周词汇是汉语词汇系统趋于成熟完备的重要阶段，它是整个汉语词汇系统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它影响着西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的发展，各个时期的词汇都能从它那里找到“遗传基因”。今文《周书》词汇是当之无愧的汉语词汇系统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奠定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基础。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是以对汉语的各个断代词汇的全面描写和深入研究为前提的，而断代词汇的全面描写和深入研究又是以对各个断代的具有代表性的专书词汇的全面描写和深入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的。西周词汇是汉语词汇的早期阶段，是汉语词汇史上的重要阶段，又是汉语词汇系统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而今文《周书》又是周代流传下来的不可多得的传世文献资料，具有代表性，研究它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研究它是全面认识周代、尤其是西周时代汉语词汇的不可逾越的程序。

自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以来，对今文《周书》词汇的研究比较薄弱，很少有学者光顾。从近年来出版的古汉语词汇史著作的引例就可见其研究的不足，大部分古汉语词汇史著作在说明上古词汇问题时，引用书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作品中，外加一些《诗经》例句，对于今文《周书》例句只是点缀而已，即便是徐朝华先生著的专门研究上古汉语词汇的著作《上古汉语词汇史》，在说明西周词汇时，也只能以《诗经》例句为主，与之相比，今文《周书》的例句不成比例。这并不是今文《周书》词汇不重要、不能说明问题，而是对其研究不够，相对陌生所致。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对今文《周书》词汇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

二、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有利于促进今文《周书》词汇训诂的精密化

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对准确训释今文《周书》词义、深入理解今文《周书》文义有重要作用。学界过去对同义词的研究认识持有偏见或对其价值认识不足，认为同义词研究就是随意选取几个意义相同的词构成一组，然后把前人对其不同的解释一一罗列，再列举出其本义、引申义、语源义而已，没有任何创新。其实，这不是同义词研究的本来面貌，这只是早期有些质量较差的同义词辨析给学界造成的不好影响。现在欲改变学界对同义词研究的认识偏见，提高同义词研究的地位，必须从方法上创新，水平上提高，彻底改变过去在同义词研究中所做的无谓的同外之辨、语料堆砌的现象，必须把辨析的视角真正转移到同内之辨上，用研究成果来展示同义词研究的价值。

同义词反映的是语言的深层的横向的语义聚合关系，真正的同义词辨析的出发点是同组同义词的横向的共同义项之内的同中之异，揭示的是同义词被表面义相同掩盖下的深层差异。同义词研究与词义训诂是相辅相成的，首先同义词研究离不开古人的训诂成果，要在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词语之间的深层差异，反过来词义训诂者又可以利用同义词研究的成果来提高词义训诂的准确度和深度。例如，今文《周书》中“垣”“墙”“墉”是一组同义词，理性意义都是“墙”义，各家注释也采用的是循环解释的方法，这种训释只能给人一个模糊的印象，而不能展示清晰的概念，明白其异同。如果对其进行同义词辨析，它们的特征就非常明显:“垣”与“圆”“环”是同源词，其构词理据是环绕，所以其特点是环绕四周，不论高低，只要是环绕四周的墙就叫“垣”；“墙”与“障”同源，其特点是起障蔽作用，故凡有此作用的即谓之“墙”；“墉”与“邕”“拥”同源，其构词理据是聚积，聚积则高，故“墉”是高墙。经过同义词辨析，“垣”“墙”“墉”的区别和联系清晰可见。在此基础上进行词义解释，就可能避免循环训释，提高词义解释的精确度。再如《洪范》:“不畀洪范九畴……天乃锡(赐)禹洪范九畴。”“畀”和“锡”是理性意义相同的一组同义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给”，在授受双方的关系上没有差别，今文《周书》注本都注出了“给”义，但是未明其异。如果施以同义词辨析，结果迥异。“畀”和“锡”在文中的感情色彩不同，推敲上下文发现，鲧违反自然规律，使上帝震怒，上帝不乐意助鲧，故在行文中使用“畀”，而禹顺应自然规律，上帝乐意助禹，故在行文中使用“锡”。从整部《周书》“畀”和“锡”的使用情况看，“畀”在今文《周书》中用例9次，其中5次用于否定句中，表示不情愿色彩，8次含有轻视、鄙薄色彩。“锡”只用于肯定句中，是对被给予方所做出成绩的回报。可见，“畀”和“锡”在使用上存在感情色彩的差异，即“畀”有鄙薄性，而“锡”有敬重色彩。明白了这个差异，对文义的理解就更加深入，对词义的解释就更加精确。总之，同义词研究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训诂学也应该积极吸收同义词研究的成果来提高训诂的精深度。今文《周书》的词义训诂不能代替今文《周书》的同义词研究。

三、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可以为研究《尚书》中的其它疑难问题提供语言上的佐证(www.xing528.com)

今文《尚书》中还有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迷，欲对其一一解决存在诸多困难，最主要的难题就是证据不足。我们要解决这些迷团，必须多方寻求佐证，语言方面的证据就是一类不可忽视的并且也是最为可信的证据之一，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词汇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客观现象的认识的发展息息相关，词语的理解、运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上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与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密切的联系，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为这些学科提供佐证，尤其在缺乏其它史料证据的情况下，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就显得尤为重要。顾颉刚、刘起、陈梦家三位学者对今文《尚书》各篇写定时代的考证结果之所以令人信服，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比一般学者多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佐证，即各篇的语言词汇的使用特点。我们要使《尚书》语言更好地为研究《尚书》中其它疑难问题服务，就得全面深入研究其语言，包括同义词研究。

四、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是编纂一部大型科学的古汉语同义词词典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一部大型的科学的古汉语同义词词典首先要求收词全面，辨析结果经得起上下三千年古代文献资料的检验。所谓收词全面就是要达到把上下三千年凡是具有相同义位的同义词收入相同的同义词组合中，不能多收，也不可漏收。辨析结果经得起上下三千年古代文献资料的检验就是要辨析清楚所构拟同义词组里的词在各个断代层面的数量增减情况及同异变化情况，不能辨析结果与文献使用不符、与时代词汇特点不符。例如:张霭堂、徐兴东二位先生《简明古汉语同义词词典》收表示“死亡”义的同义词组中仅收了“崩、薨、卒、没(殁)、逝、亡”六个词，没有达到该组同义词组应收同义词总数的五分之一，竟然连领头词“死”都未收入，更不用说《周书》中的“陟、丧、凶、短、折”了，我们不能不说是其缺憾。还有的学者对“给予”组同义词中的“赐”作如是辨析:“赐:上对下的给予。”如果我们把这条辨析放到今文《周书》的语言实际中就不适用了。“赐”指上对下的给予是秦汉以后定型的，今文《周书》中的“赐”的动作行为的授受双方是没有上下等级之分的；再如“父、考”，其共同义项为“父亲”，对其区别一般做如是辨析:“生曰父，死曰考。”但是在今文《周书》中“考”使用13次，其中6次确指生父，7次指先父；“父”使用9次，其中8次指生父，1次指先父。可见这种辨析就是经不起上下三千年文献资料的检验，是失败的辨析。

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大型的科学的为学界所认可的古汉语同义词词典，偶或有几部问世，也因为收词不全，辨析不清，古今时域模糊等原因而备受指责。其原因往往不是编者水平所限、方法欠周所致，而主要在于目前编纂这部大型同义词典的时机尚未成熟，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对同义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了解欠周密所致。如果经过科学规划，选取上起甲骨文时代的文献下至清末各个断代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几十部甚至上百部专书，由专书到断代逐步做同义词研究，全面廓清整个上下三千年的同义词面貌，包括各组同义词组内各词在不同断代层面的有无和通别情况。假如这项工作扎实做好，再着手编纂这部大型同义词词典就水到渠成了。我们每成功地完成一部专书同义词研究，就向编纂这部古汉语同义词词典的时日迈进一步。假如某个断代层面的同义词研究做得不扎实，那么这部同义词词典就可能不符合某个断代层面的文献词例。

五、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为研究春秋战国期间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提供事实依据

研究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都会把目光投向魏晋南北朝期间和近现代过渡期，近年魏晋南北朝期间的词义发展变化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而很少有学者意识到春秋战国期间也是汉语词汇大变革的时期，原因当归究于对春秋战国以前的汉语词汇面貌了解甚少，研究薄弱所致。春秋战国时期词汇发展变化的最明显特征是大量产生新词和给已有的词赋予新义，表现形式是词汇系统在完善中发展。

自从有完善的用文字记载的书面语言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经历了两次根本性变化:即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进和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反映，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人类有进步，社会有发展，词汇就有更革，每当社会制度有根本性的变化，必将带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领域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词汇中就是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词义指称的转移、义域的扩大缩小、词义的引申、色彩的变化等。反映由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由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汇的变化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同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进，词汇的变化也是必然的。另外，国家动荡、民族融合也会引发剧烈的词汇变化，反映这种关系的魏晋南北朝的词汇变化是明证。时贤也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有价值的专著。而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动荡、民族迁徙融合，词汇的变化在所难免。同时，在这个时期思想领域还出现了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学术派别，即诸子百家，这些学派聚众讲学、著书立说、互相辩论批判，又相互影响，形成百家争鸣，这些都对词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必然会引发为表达日益丰富的思想创造新词或给原来已经存在的词增添新义。从各种社会因素考虑，春秋战国时期汉语词汇的变化都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把《周书》与《史记》相同篇目的词汇做个简单对比，我们就会对这种变化有个清晰的认识。

既然在汉语史上存在着这种变化，语言学者就不能忽视，欲对其变化的一切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描写研究，欲研究这个变化，必须对变化之前西周的词汇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今文《周书》同义词研究就是西周词汇研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