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聚落研究的意义

(1) 完善建筑学形态研究理论框架的意义

传统乡村聚落，作为乡土建筑文化的物质性载体，一直是建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今，尽管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但是乡村聚落在世界的人类聚居地里仍然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我国幅员辽阔，地貌、气候、文化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村落景观，有着较高的美学价值；它们还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所遵循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理念。基于中观层次的聚落整体形态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一般多以定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较少。因而本研究具有完善建筑学形态研究理论框架的意义。

随着具有乡野特质的传统乡村聚落不断地被改造与迁建，那些富有诗意的乡村聚落特质正在逐步消亡，美丽乡村的原风景正在消失。因而相对科学化地研究其形态特质，也更具有了时间的紧迫性。

(2) 对于传统聚落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意义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国际上一直都比较重视，通过很多会议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宪章[207]。中国的传统乡土聚落遗产保护也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和机制。1982年开始了历史文化名城的逐批公布与保护；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时候，首次提出了“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予以保护”，拉开了我国传统乡村聚落保护的序幕。宏村、西递、周庄、同里、镇山、桃坪、张壁古堡、碛口镇、俞源、呈坎、赵家堡、流坑、张谷英村、芋头侗寨、东华里、喜洲白族民居、党家村、师家沟、芙蓉村、顺溪、高椅、黄田村等，被相关各级部门纳入保护的范围。丽江、平遥古城于1997年、宏村与西递于200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我国保护古代聚落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意义。传统聚落形态的研究，将对传统聚落文化遗产的认识、保护以及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3) 为当下的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中国目前正逐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且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农村建设[208]。这一切，使得乡村处于剧烈的变迁之中，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而乡村聚落，作为乡村生活的重要物质性载体，在这一变迁中必将属于首当其冲的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乡村聚落自我生长的过程被打断，力度不等的规划开始介入其中，通常是简单化地通过各项规划指标的控制来模仿城市建设，从单体建筑到整体格局全方位地改变着乡村聚落的面貌。自然有机的传统乡村聚落逐渐被机械式布局的新聚落所替代，建筑的外观、色彩乃至高度都逐渐倾向于同质化。乡村居住的物质条件得以改善的同时，在风貌特质上并未能够较好地延续传统，又难以开创令人愉悦的新方向(图1.5)。城乡之间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应该尽量消除界限与隔阂[209]，而在物质形态上应该保持它们各自的特质。(www.xing528.com)

图1.5　自然生成的传统乡村聚落与规划的新农村聚落总平面对比图

(左图为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泗安镇管埭村，右图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吕公桥村规划图，资料来源：左图为Google Earth，右图为网络图片搜索)

自然原生的乡村聚落是在自组织机制下生成，来源于诸多局部建造行为逐渐形成为聚落整体的一个缓慢过程，造就了美丽的乡村聚落原风景。传统聚落形态的量化研究成果，将在一般性的规划指标之外，给乡村聚落形态提供更为具体化的描述与评价，同时也可能成为新乡村聚落在形态规划上的依据。

(4) 建筑设计上的探索与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到近来的地域主义建筑观，莫不与传统民居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建筑设计研究[210]与建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在理论研究提供了更为深入而有效的研究成果之下，也将对设计研究形成一定的影响。因而传统聚落形态研究也将对当下的建筑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一，聚落整体形态的研究将对小型聚落或者具有聚落化倾向的群体建筑的规划与设计，在形态控制上具有比较直接的启示；其二，每栋建筑都是聚落中的一个单体，以相对中观的聚落整体层面的视角来理解与审视之，有助于使其与周围的空间环境之间获得更为良好的秩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