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适应影响因素研究成果及评价

适应行为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结构，而且受到诸如文化背景、年龄、个性、学习生活环境以及家庭教育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9.2.4.1　社会适应与年龄的关系

有学者用社会生活指数（SQ）公式（如下）来说明个体社会适应性程度的高低。其中社会生活年龄往往是通过社会适应性等相关量表来测试的。

社会生活指数（SQ） =［社会生活年龄（SA） /实际年龄（CA）］ × 100

有研究者对桂林市144名6～9岁儿童进行社会生活能力测验，发现儿童早期的社会适应性发展不仅依赖于年龄、学校等因素，还依赖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智力测验和社会适应性量表的常模设定中，都是以年龄为参照的，即智力和适应行为都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我国学者在修订美国智力落后协会编制儿童适应行为量表时也证明了这一点，“发现量表第一部分（评定正常适应行为的发展）总分均值随年龄增加而增加，量表第二部分（评定适应不良行为）总分随年龄增加而有下降趋势”。同样，王民洁等研究也发现，MR儿童的适应行为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但是比正常儿童落后4年左右。

9.2.4.2　对特殊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

研究者主要通过与普通儿童比较，看各类特殊儿童在社会适应方面与正常儿童的差异，找到影响各类特殊儿童社会适应的心理、身体和环境等因素。如韦小满用AAMD儿童适应行为量表对245名7～15岁的智力落后儿童进行测试，并与1210名普通儿童的测试结果作比较分析，发现智力落后儿童的适应行为发展水平显著地落后于同龄的普通儿童。特殊儿童在智力水平、身体素质以及个性特点等方面与普通儿童的差异性，是造成他们与普通儿童的社会适应有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9.2.4.3　家庭教育因素对儿童适应行为的影响

沈阳等人采用儿童心理综合量表，对桂林市144名6～9岁儿童进行社会生活能力测验，发现儿童社会生活技术水平与父亲文化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负相关：父亲文化程度越高，子女的社会生活技术水平反而越低。但是有研究却与此相反，如王民洁等（1999）采用儿童适应行为量表（AAMA-ABS）和自编儿童情况调查表，对624名儿童进行评定，结果发现，父亲文化程度大专以上，家庭关系和睦，家庭教育方式较好，注意对儿童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督促子女参与家务劳动，学龄前送幼儿园照管，核心型家庭（三口之家）对培养儿童的适应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可能的原因是：其一，父亲文化程度与儿童的适应行为没有必然的关系；其二，研究者的取样没有代表性。这也提醒研究者，社会适应性的调查与评定要充分考虑到样本的特点和代表性。Joseph P.Allen等（2004）通过抽样对185名青春期学生的社会适应行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学生的自我发展、安全依恋和交互适应与交往的同伴和母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也就是说那些被社会所认可的学生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同龄伙伴的影响，不良行为也是如此。儿童的年龄、家庭教育方式等对其社会适应性有较大影响，在对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培养过程中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

9.2.4.4　关于社会适应的跨文化研究

研究者认同的跨文化适应的分类方式是Ward及其同事（1992）的观点。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可以划分为两个维度：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是指以情感反应为基础，指向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是指适应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能力，是否能与当地文化的人有效进行接触。

Felix Neto（2002）对生活在法国巴黎109名（34%男性，66%女性）葡萄牙第二代年轻移民的社会适应性做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跨文化的社会适应中，本族文化与异国文化是否冲突或协调、生活满意程度、外语能力和自尊等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也同时说明性别和年龄不是影响社会适应的关键因素。

在跨文化的社会适应中，年龄越小和在异地生活越长越容易适应。Kolaitis通过抽样对生活在雅典3年以上，年龄在8～12岁的276名前苏联儿童与250名本地同龄儿童作了比较分析，对他们作了社会适应方面的调查，结果发现二者在这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只是在学业表现方面当地儿童优于移民儿童，特别是语言方面。这说明文化适应中语言能力的重要性。

正如心理学家伯里（J.Berry）根据大量的文化人类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当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个体面临现代化或异质文化冲击时，他们对异质文化的态度总是处在完全认同和完全拒绝这一线性变化的范围之内。当个体从自己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文化适应（如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交往方式等）就成为社会适应的首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