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研究：通种论意义，异类的存在与诸多通种的探讨

（五）“通种论”大意

“通种”一词的原文是γεˋυη（genus，有的英文译作kind），中文也有译成“类”的。简单理解起来，就是那些最具有普遍性的概念。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的是得到纯粹概念，即通种，以便讨论这些通种间所可能有的相互结合或不结合的关系。然而，即使找到了通种，要演示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并不是一切通种都不结合，也不是一切通种都简单地结合。

如果一切通种都互不结合，那么，动和静就不和“是”结合，这不仅使得动和静两者本身都不能成立，而且一切理论都成了问题。不论是主张万物皆动、万物不动如一，还是以为“是”在各方面都相同的理念之中，都不能成立了，因为它们都把“是”加上去了：“有的说，它们是在运动中；有的说，它们是在静中。”⁽³⁷⁾照我们的理解，用明白的语言来说就是，如果主张一切通种不结合，那么，就不能有任何判断，因为判断必须用到系词“是”，即有其他东西和“是”的结合。同样，其他各种关于事物有分、有合的理论也概不能成立了。

如果一切都结合，那也行不通。因为那样，动就是静，静就是动。这意味着“是”也不能乱用。

于是只剩下第三种可能，即，通种间有的是可以互相结合的，有的是不能结合的。这好比由字母拼成单词时，有些字母可结合成单词，有些则不能。其中，如果光有辅音字母而没有元音字母，就拼不成一个单词。还有如音乐的和谐等其他一些事情，也都要有类似拼单词的技术。其中最大的一门学问，就是掌握通种间结合与否的学问：

既然我们承认，通种间互相也有结合的问题，那么，要能指出哪些通种彼此相合，哪些通种彼此不合，不是需要有一门学问指点讨论的途径吗？有没有某些渗透在它们中间、把它们结合起来的通种，或者，在分离的情况下，是否有些通种贯穿于全部并在其中起作用，这些不也是这门学问要讨论的吗？⁽³⁸⁾

柏拉图不仅肯定了这是一门最重要的学问，并且明确指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称为哲学家，这门学问的名称是辩证法。⁽³⁹⁾当然，这种辩证法同我们所熟悉的辩证法有所不同，它是纯粹概念的辩证法。

从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来说，柏拉图的这种通种论或辩证法，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为了了解这种思想方法，我们要追随柏拉图去深入探索一番通种间结合与否的情况。(www.xing528.com)

首先是关于通种的择取。柏拉图清楚地意识到，通种间有的结合、有的不结合，要完整地讨论它们，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为了不至于在这门学问一开始就搞糊涂，他决定先择取最为主要的几个通种作一演示，同时又使这一演示有助于揭示智者的面目。由于前面刚谈过“是”、“动”、“静”三个通种，柏拉图就以它们作为开端，并以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根据，引入其余的通种。大致过程是这样的：在最初的三个通种间有这样的初步关系，即，“动”和“静”分别与“是”结合，它们因而各是其所是；同时，这三者又各同于自己而异于另外两个，不然它们便不可区别。然而，它们的每一个之同于自己和异于他者，并不是因为它们自身就是同或异；如果它们本身是同或异，那么“动”和“静”就要么都称为“同”，要么都称为“异”，两者便无区别，这是不可能的。“是”与“同”也不是同一个东西，不然，当我们说“动”与“静”都是着时，就要承认这两者是“同”了。这样看来，“同”是上述三个通种之外的第四种。“异”也不是“是”，因为“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有些“是者”可不参照与其他“是者”的关系而是其所是，另一种是有些“是者”必通过参照别的“是者”才能是其所是；“异的东西”只能在相对于别的东西中而是“异”的；如果“异”与“是”没有区别，那么就要有不必相对其他东西、其自身就是“异”的东西了，这当然不可能。所以“异”当取为第五类通种。柏拉图认为，“异”是贯穿于每一个通种的，唯其如此，每个通种都是异于其他通种的；反过来说，每个通种之所以异于其他通种，并非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分有了“异”、与“异”的结合。（254d—255e）

这里我们看到了柏拉图为本体论设定的一个操作原则，即，本体论中每一个新概念都应作为先在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规定性才能得到引进。这最终导致黑格尔寻找一个一切概念都从中推演出来的最初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充当这个最初概念的是“是”，因为“是”是最普遍的，同时也是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这种性质的“是”不是黑格尔个人为之设定的，它是西方本体论哲学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由于本体论哲学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是从先在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使得黑格尔能够说，哲学是概念自身的运动。这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本体论与自然哲学和认识论的区别。本体论作为纯粹概念推导的原理，没有任何特定的研究对象，它是纯粹一般的原理。然而，既然它是纯粹一般的原理，它应当在包括自然哲学、认识论在内的各特殊学科领域里起指导性作用。——本体论哲学家们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我们不打算介绍柏拉图关于上述几个通种间关系的全部细节，只是就其中推论“不是”或“不是者”及其规定性的问题作一简略说明，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关于智者的辩论。

既然“异”贯穿于一切通种，那么任两个通种之间就有异的关系。这样，任何一个通种，如“动”，就是异于“是”的，即，“动”既是、又不是（“动”是它自身，又异于、因而不是它与之结合着的那个“是”）。由于“异”和“是”是通贯性的，那么，一切通种凡分有“是”而是其所是的，也皆因其分有“异”而是“不是者”——它自身不是“是”。因此对于每个通种来说，可以有许多是（如A可以是B、C、D……），也可以有无限数量的不是（如A是B，则不是C、D……；是C，则不是B、D……）。而且“是”本身也可“不是”，因为当“是”是其自身时，它“不是”其他。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所谓“不是”，在此并不是作为“是”的反面的绝对不是，而只是指异于“是”的。例如当人说“不是高”，那么可以指“等于高”或“矮”。又如，说“不是美”，指的是异于美的。这些“不是高”、“不是美”之类的东西，比起“高”、“美”同样也是些“是者”，而且也各有其性质。由此看来，“不是”也是一种所是，它是诸多作为“是者”的通种中的一种。（256d—258c）

这里，我们又想起了巴门尼德的告诫：“说‘不是者’是，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对“不是者”是无可说、无可想的。智者正是利用这一点，说自己既已说出的一切不可能是“不是者”。柏拉图则证明，“不是者”也有其所是，是一种“是者”，当亦可有所说、有所想；那么反过来，有所说、有所想的亦不只是些“是者”，也可以是“不是者”。当然，如已经分析过的，同一个“不是者”是有不同意思的。它可以是绝对的“不是者”，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无”，对它当然无法有所说、有所想；但它还有一个意义，即作为相对的“不是者”，它仍是一个“是者”。智者在辩论上的毛病正是出在不予区分。

然而，以上所说的还不足以最后驳倒和揭露智者，因为以上都是在通种范围内说的最一般的原则，属于通种之间可能有的关系。要最后驳倒和揭露智者，还应说明，这种可能有的一般关系能够表现或实现在人的具体的思想和言论中。柏拉图写道：“他（指智者）可能会说，有的东西分有‘不是’，有的则不分有，言论和思想即在不分有之列。这样他就会争辩说，我们说他托身之处的造像术和幻像术并无其之所是，因为思想和言论不分有‘不是’，没有这种结合，便不会有假。”⁽⁴⁰⁾我们知道，在当时希腊人的语言中，习惯于以“是”表示“真”，“不是”表示“假”。如说“一不是”（即，这不是一），那么这里说出来的“一”就是假的，因为它不是一。反之，如说“一是”，那么这个“一”就是真的，正是那人要说的东西。智者想必是利用这点，说自己运用“是”的形式所说的许多话怎么会是假的呢？为此，柏拉图先考察有关语言的一般情况。他指出，语词分为名词和动词；光有一连串名词不成话，光有一连串动词也不成话，只有将名词和动词结合在一起，才是最简单的话。但是，也不是凡名词和动词都可结合，它们之间也是有的可结合、有的不可结合。另外，每句话必是关于某事的，不可能不关于任何东西。有了这些一般原则的了解，就来看具体的例子。

《智者篇》的谈话是假托一个来自爱利亚地方的外乡客和泰阿泰德之间展开的，于是，柏拉图托“外乡客”之口说出两句话请泰阿泰德评析：第一句是，“泰阿泰德坐着”，第二句话是，“此刻我同他谈话的泰阿泰德飞着”。泰阿泰德不难分辨：前一句是真的，后一句是假的。从形式上看，这两句话都符合集词为句的原则，即一个名词加上一个动词，那么两句的区别是什么呢？对此，代表柏拉图观点的外乡客是这样分析的：“真的那句话是如其所是地说出了你的情况”，“假的那句话说的是异于你所是的那种情况，因而是把其所不是的情况当作是的情况来说了。”⁽⁴¹⁾因此，尽管从形式上看，两句话都成立，但是，从每句话与其所要表达的事情的关系来看，前一句话具有“是”的性质，后一句话则有“不是”的性质。由此得出结论，“不是”在某些情况下也与语言结合，可能造成假言论，即具有“不是”的性质的言论。要证明“不是”的性质也可能渗透在思想中是很简单的，这只要指出，思想是“自己内心无声的谈话”⁽⁴²⁾。这样就肯定了有与事实不相符的假言论、假思想的存在，尽管从形式上看，它们把自己装扮成某种“是者”。制造这种假言论、假见识的人就是智者。

借着揭露智者真面目的话题，柏拉图演示了通种间关系的理论，这才是《智者篇》价值的真正所在。它把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通过演示理念间结合与否而初创的本体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使之更加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