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研究：对话中无最终结论

（二）没有最终结论的对话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约有略多于10篇对话被专家们划入了早期著作。⁽⁴⁾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寻求一种定义的，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善，等等。然而，如果我们以为读了这些对话便能对其所谈的主题有一种确定的了解，那么我们是要失望的。在这些谈话里，“苏格拉底”通常总是启发和引导对话者对某一主题提出一种解答，但旋即指出那种解答的不足之处，并鼓励对话者继续探索下去，然而新的解答又会被苏格拉底攻破，问题的讨论便这样步步深入。正当读者期望见到一个最终确定的答案时，对话却往往戛然止于否定处，令人如处云里雾里，扑朔迷离。

《欧绪弗洛篇》⁽⁵⁾叙述苏格拉底将作为被告走进法庭，对于别人告他不敬神作出辩护。在这当口，他遇见了能言善辩的欧绪弗洛，苏格拉底便与之讨探何为对神的虔敬，后者正要告自己的父亲亵慢神灵。然而，每当欧绪弗洛提出一种说法，苏格拉底就指出其不足，以至于欧绪弗洛无法招架，急急遁去。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这利害相关的时刻，急切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其结果仍然是没有确定的答案。

如果我们注意到，柏拉图早期所描述、或虚拟的那些对话，有不少是在苏格拉底和智者之间进行的，那么，在这种对话中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否定而没有最终确定的答案，这是不奇怪的。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希腊社会出现了一批收取学费传授辩论、演讲、诉讼、修辞及治理城邦知识的教师，人称智者。他们的人数众多，声势很盛，以至于有形成“智者运动”之说。⁽⁶⁾苏格拉底显然是不买他们的账的。在《普罗泰戈拉篇》里，当苏格拉底听一位名叫希波克拉底的青年半夜三更兴冲冲地说，他愿意付钱请苏格拉底一起去听智者普罗泰戈拉传授知识时，苏格拉底警告说，要是花钱去买货物，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这个货物究竟是否有益，无益的可以不要，但是花钱去接受知识则不同，假如这种知识是有害的，听了以后便已经对灵魂造成了污染。⁽⁷⁾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对智者的态度。苏格拉底在同他们的对话中，只要攻破了他们的观点，就揭穿了智者所传授的知识的虚伪不真，就达到了目的。柏拉图的前期对话中，苏格拉底与好几个智者交过锋，有几篇对话就是以智者的名字命名的，如《欧绪弗洛篇》，大、小《希庇亚篇》，《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等。

有些对话是在苏格拉底和青年之间进行，青年们视苏格拉底为导师，当他们讨论到什么是友爱（《吕西斯篇》），什么是勇敢（《拉凯斯篇》），什么是自制（《查尔米德篇》）时，苏格拉底理应把自己知道的确定的结论告诉大家。可是，它们仍然是些没有确定结论的对话。这说明苏格拉底自己原来就没有肯定的最后结论。这样的对话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先从具体例子谈起。

我们以《拉凯斯篇》为例，这一篇被认为写作时期较早，因而较多地叙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苏格拉底和两位年轻人讨论关于什么是勇敢的问题，照例，苏格拉底鼓励别人先谈出他们的看法。首先提出的一种看法是，勇敢就是“坚守阵地、与敌战斗”⁽⁸⁾。这是因为提出这一看法的年轻人自己就曾参加过坚守阵地的战斗，他是以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看问题的，因而其真实性无可怀疑。但是作为对“什么是勇敢”这个问题的回答，其范围显然太狭。它不适用于骑兵作战，更不适用于其他方面，如面对生活中的疾病、贫困或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遭此挫折，年轻人提出的第二种观点是，勇敢是思想或灵魂的坚韧或坚贞不屈。⁽⁹⁾这一说法覆盖面是大了，但却大而不当。因为并非一切意志坚韧的都是勇敢。有的人坚韧却是做坏事；有的人虽不做坏事，但却不自量力，也不计是否能成功，充其量只能是鲁莽；还有的人思想坚定，是因为他已经明白不会遇到危险，这也谈不上是勇敢。反复诘难之下，年轻人又提出第三种看法，勇敢是智慧或知识，这是说，他既明白自己所争取的事情有危险、让人畏惧，但又并非没有一点成功的希望。⁽¹⁰⁾这一说法修补了第二种说法的漏洞，然而本身依然有漏洞。撇开这种说法可能造成的种种误解（文中详细讨论了几种可能的误解）不说，最主要的是，如果说勇敢是关于畏惧和希望的知识，那么，由于畏惧和希望的东西都在将来，这种知识就只能是关于将来的知识。而人们共同的认识则是，知识作为某类事物的知识，总是应当包括这些事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知识，而不能只是部分的知识。然而，即使假定勇敢这种知识是全面的，即它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会产生另一种困难。因为勇敢被认为是善的，那么这种知识应当全面把握善。可是，全面把握了善就达到了完满的境界，这就是美德本身了。这又同勇敢是美德的一部分这个共识不相容了。这样，终于没有确定什么是勇敢，讨论就结束了。苏格拉底参与的对话大抵就是这样的风格。

自己提出了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为什么呢？不知是否为了“为圣人讳”，我们很少看到论家这样去寻思和疑问过，似乎苏格拉底并非不知道结论。更多见的则是从积极方面去挖掘对话的意义，认为苏格拉底是在有意训练人们辩证地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而既然人们从中学到了这点，这当然不能说不对。

然而，根据前引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柏拉图肯定苏格拉底给不出答案，并且，柏拉图还指出过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即：思想没有超越可感事物，而可感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对此是不能有知识的，定义的方法也是不能用于解决感性事物的。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我们这样理解：关于什么是勇敢、正义、虔诚、美德和美这类问题要问的是一般的东西，它们相对于可感事物来说是另一类东西。然而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无论是立方还是破方，所举的例证仍然都是感性世界的事物。例如，根据局部经验，把勇敢理解为坚守阵地；攻破这种观点的是用另一类经验：骑兵作战。又如，把勇敢说成是思想的坚韧性，用以攻破这个观点的是举出一些虽然思想坚韧可称不上是勇敢的事实，等等。在这种方法里，眼光老是盯着各种具体的勇敢现象，这样，是否存在一般的勇敢倒成了问题。柏拉图提出在可感事物之外有另一类东西——理念，并且把一般的勇敢之类的东西当作理念，这样就肯定了一般的勇敢之类的东西的存在。这是柏拉图解决问题的方法。(www.xing528.com)

由于人们普遍接受了柏拉图的方法，苏格拉底的方法就被掩盖了，甚至人们已经不再寻问，苏格拉底有过自己的方法吗？就好像一种迷信被科学取代后，迷信就不再被认为曾经是人类用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一样，人们也难以想到苏格拉底也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科学出现以前，人们也必须有一种方法或态度，去面对和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哪怕这种方法是迷信或巫术。苏格拉底也应当有一种思想方法去对待变动不居的可感事物，只有将这种方法显示出来，我们才明白柏拉图在人类思想方法上走了多大的一步。

苏格拉底的方法是：启用你的智慧。这是说，面对复杂多变的事物，以善为目的，去灵活把握和处理各种事情。为了说明这是苏格拉底的方法，我们先看一下苏格拉底对待可感事物的态度。

由于苏格拉底还没有在可感事物之外建立另一类东西，可感世界就是他唯一的日常世界，他也更不可能划分出一个优越另一个低劣的两个世界。因此，对他来说，世界的变动不居——这是当时流行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合理。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有这样的记载：当苏格拉底被人问及什么东西是好的时，他并不直接作答，而是先反问，所问的是指对治疗热病或眼疾来说是好的东西呢，还是对解除饥饿来说是好的东西？当被告知不是任何提到的具体东西的好时，苏格拉底说：“你问我知道不知道的那种好的东西，既然是与一切东西都无关，那么我只得说既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¹¹⁾同样，当他被问及知道不知道美的东西时，他说，美的东西有许多，并且“它们之间有些还彼此不一样”⁽¹²⁾，如美的摔跤手与美的赛跑者，美的圆盾和美的标枪。他认为回答什么东西是好的和什么东西是美的，其方式是一样的。为什么一样呢？因为好和美都是关于或相对于某些东西或事情而言的。所以，苏格拉底说，一个粪筐如果做得好而适用，它便是既好而又美的；一个金盾做得不好因而不适用，它虽然倚仗金子的美，同时也是丑的。“因为一桩东西对饥饿来说是好的，对热病来说常是坏的；而对热病来说是好的，对饥饿来说则是坏的。对赛跑来说是美的东西，对摔跤来说往往是丑的；而对摔跤是美的，对赛跑则是丑的。因为一切东西，就其适合于那些东西而言，是好的且美的；就其不适合于那些东西而言，是坏的且丑的。”⁽¹³⁾

根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是不想探究脱离了具体情况的、抽象一般的美和好的，这点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不同的。但是柏拉图所写的对话篇中的苏格拉底对于所讨论的各种一般的伦理规范没有给出最终的定义，这个事实与色诺芬的回忆又是吻合的。于是就需要我们去辨别哪一个苏格拉底更符合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面目。“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色诺芬的著述理论价值不高，不予重视；其实色诺芬作为苏格拉底的亲近弟子以自己的眼界平实地记述苏格拉底的活动和思想，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现代西方许多学者也比较重视他留下的史料了。”⁽¹⁴⁾我以为色诺芬的记载可能更符合苏格拉底本来面目的原因，恰恰在于他的著述“理论价值不高”，这排除了他把自己的思想掺入到苏格拉底中去的可能。而柏拉图当其在苏格拉底教导下成长起来时，理论上的发展几乎一浪又一浪，因而难免在作叙述时将苏格拉底的思想引向他自己的方向，或至少可能把苏格拉底的思想叙述得与自己的思想接得上轨。

如果我们同意上述的对材料的看法，相信色诺芬的描述，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当面对寻找一般的美德和美的时候，苏格拉底总是以各种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判别标准去否定一种既定的说法，其目的不是为了得出一般的美或美德的定义——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启发人们分清各种不同的条件、背景或情况，只有搞清了这些，才能说什么是美，什么是美德。至于究竟怎样去分清各种条件、背景或情况，那是不能用定式加以说明的，因为世界是一直在变动的，而是需要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心智去具体对待，这就是说，要启用自己的智慧。这好比孔子讲仁，针对不同对象请教仁，孔子的回答是不同的。或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或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或曰：“爱人”，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等等，不一而足。这也是根据问的人的不同情况、针对不同的背景而发的。把握一个确定的说法容易，但有僵化的危险；事情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体察变化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则要求灵活性。前者是知识，后者需要智慧。我以为苏格拉底的那些谈话的目的在于开启人的智慧，即在谈一个问题时，启发出各种不同的条件、情况，让人们以这样的思想习惯去看问题、去在实际中作出判断。所以，我们读这些对话时，总是不断地感到自己的思想被引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那是因为我们的智慧在开启。而合卷一想，却又不知所云，这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又回到了求知识的水平，知识的眼光搜寻的是确定的答案。

说苏格拉底所谓关于追寻定义的那些谈话，其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将自己的智慧开放出来，这个结论不能只当作是我们的推论和引申所得出的。它也直接有苏格拉底本人的话为证。色诺芬写道：“苏格拉底还说：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¹⁵⁾

上面的论述是想揭示苏格拉底讨论问题时的心思，如果我们承认开启智慧是这种心思的特点，那么我们将看到，当柏拉图提出理念论的时候，他的心思是指向另一种方向、另一条道路的，这条道路是指向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