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格尔论中国哲学
西方人接触中国哲学并非始自黑格尔,而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评论是最使我们不愉快的。然而我们之所以还是选这份材料作为中西哲学交往中西方人看中国哲学的典型,是因为黑格尔本人是西方本体论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哲学的评论是本体论立场的典型代表。
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言论主要见于他的《哲学史讲演录》,这是他在19世纪20年代开讲的课程。在那里,他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19)谈到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东方时,他说:“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20),“所以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21)。他的这种观点影响很大,以至于1914年美国出版的由梯利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上仍写道:“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甚至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以及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22)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并非是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更不可能是由于缺少必需的资料。据载,从1593年起,就有人陆续将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法文。到黑格尔的时代,这些书不仅已经出齐,而且有不同的版本。尽管黑格尔肯定读过包括《老子》在内的其中一些书籍,但是他却不承认这是哲学。这主要是判断哲学的标准不同。黑格尔心目中的哲学的标准是本体论,它首先要求形成从逻辑上规定的范畴,然后,得出由这些范畴按其逻辑规定性展示出来的命题所组成的原理。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对中国古代思想资料的评论中清楚地看出他的这种立场。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提到过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及典籍有:孔子,《易经》,道家及《老子》,《尚书》及孟子。关于孔子,黑格尔说,中国人把孔子的教训当作权威来尊重,但孔子的理论只是一种道德哲学,甚至不过是一种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其中毫无出色之点。“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23)黑格尔甚至还说:“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设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24)其语言尖刻,竭尽嘲讽。至于孟子,黑格尔认为,他的著作也是道德性的,而且比孔子次要,就更不值多提了。
黑格尔对《易经》的评价比《论语》要高。他把《易经》了解为“论原则的书”。他认为这部著作“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它“反映出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25)。他还认为:“那些图形(指卦象——引者注)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26)可见,在黑格尔看来,《易经》高于《论语》的地方是由于在《易经》中达到了“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但《易经》的不足则在于,这些思想或范畴还是“浅薄的”,因为它们还没有脱离直观和感性的形式,因而还没有“概念化”。这一评论我们中国人颇难理解和接受,因为我们一般认为《易经》中的阴、阳、道、乾、坤等都是概念,黑格尔怎么却说是没有“概念化”呢?这里反映出黑格尔是以本体论的概念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们知道,本体论的概念的意义是指这个概念的逻辑规定性,这样的概念不直接描述事实,唯其如此,这些概念才能在独立的逻辑演绎中构成纯粹的原理。按黑格尔的标准看,那么《易经》中当然是不存在这样的概念的,《易经》是要被排除在哲学之外的。(www.xing528.com)
当黑格尔说《易经》达到了“纯粹思想的意识”时,主要是指《易经》中的卦象。为什么他对卦象感兴趣并得出了如此的理解呢?我以为这首先是因为卦象是比文字更形式化的东西,因而与“名”相比,它有脱离实际事物的趋势。其次,形式化的卦象表现出其自身内部的某种规律,如,卦象既是由阴、阳两种符号在6个爻位上的不同分布组成的,那么据排列组合的数学计算便可得出64个不同的卦象。在《易经》中,64卦的顺序排列是每两卦有“非对即反”的关系,即指卦象图形的对应或对立关系。事实上,只要确定一种排列的规则,64卦中的每一个卦就会依规则而纳入其序列中的位置。卦象的这些特征颇似本体论中有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们似乎可以依自身的规律展开,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所要发现的正是这类真理,所以他对卦象有较好的评价。除了这个理由,我们似乎找不到其他理由看待黑格尔的上述评价。然而,黑格尔对卦象的理解与中国人对卦象的一般理解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人大致是把卦象当作一种阶梯,通过这个阶梯,从形而下的事物上窥其形而上的道。而即使到了道的层次,如本章前面所论述过的,也不是脱离了经验事物的“纯粹原理”,而是人全身心地将自己调整到与事物运动的规律即道相契合的一种境界。
逻辑是本体论的灵魂,黑格尔自然也很重视从概念的逻辑划分方面去观察、评论中国哲学,并将之作为否认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又一理由。例如,他从概念逻辑的角度去看《易经》,认为“从对八卦的解释里表示出一种对自然事物加以分类的努力,但这种分类的方式是不适合于我们的。……在这里不同等的东西彼此混杂在一起”(27)。由于中国哲学的概念主要不是从逻辑方面获得自己的规定性,而是作为指示事实的“名”,因此,中国哲学并不采取概念的逻辑演绎的方法;如果它揭示出了某种道理,那也不是存在于世界之外的“纯粹原理”,而是作为说明经验事实的普遍的道理。这在黑格尔看来又不像是哲学。他说:“这是从最抽象的范畴一下子就过渡到感性的范畴。”(28)其实,依我们的看法,中国哲学的总体类型既是以一体性为特征的,哲学的概念既无独立的存在,它与经验世界之间本来就不存在鸿沟,因此,所谓从抽象概念到感性事物的过渡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困难。只有当概念脱离了它所表示的事物,那么,从抽象的范畴到感性事物的过渡就成了问题。黑格尔还评论《尚书·洪范篇》,认为把什么东西都纳入五行的原则,这反映了“在中国人普遍的抽象于是继续变为具体的东西,虽然这只是符合一种外在秩序,并没有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的原则,也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29)。“在这些概念的罗列里,我们找不到经过思想的必然性证明了的原则。”(30)很显然,在黑格尔看来,与“外在秩序”相对的概念的内在逻辑才是有意义的东西,才是思想的必然性,才是哲学。
黑格尔也读过《老子》,他认为老子的书是关于理性和道德的话,但比起孔子来却更不切实际。老子的那些充满哲理和辩证思想的话,他认为“说得很笨拙”(31)。他注意到了老子提出的“无”的概念。但是他认为,当道家及中国的佛教徒把“无”当作绝对的原则、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时,说明了“他们否认世界的存在”(32)。这里我们不免要对照黑格尔《逻辑学》里的说法。在那里,全部逻辑是从“是”(有)开端的,“是,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33)既然他的《逻辑学》是从与“无”不多也不少的“是”为开端,为什么他独独批评老子的“无”否认了世界的存在,而不认为他自己也是否定了世界呢?这里又向我们展示出本体论概念的特征。本体论概念既然不是直接描述现实事物的,当其说“是”或有的时候,并不指示实际事物之是或有,同样,当其说“无”时,便也不是说世界不存在。它们都只是逻辑的规定性。据他的看法,中国哲学的概念既然没有达到逻辑规定的层次,便是指示实际事实的,因此,“无”只能说明什么也没有,这就是否认世界的存在。其实“无”除了作为对象语言,表示对象事物之不存在之外,它还可以是对于物我两忘的境界的描述。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样的“无”是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描述。作为生存状态,这个“无”并不否认自身及其所在的世界的存在,它们是比作为逻辑上规定的“无”这个范畴还要根本,因为后者作为一个范畴或概念,是一个“所是”,而在作为生存状态的“无”中,人们有望领会到是者是其所是的“是”本身。我们既然肯定了中国哲学中的道是一种境界,并且它的最高的境界伴随着物我两忘的体验,那么当我们读到《老子》中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我们自然有理由说,“无”就是进入道的境界,这样的“无”并不至于否认世界的存在。
总之,黑格尔是站在西方以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的立场上来评论中国哲学的。站在这个立场上,哲学应当是在概念自身的逻辑运动中构成的,它是客观的、论证的科学;“揭示出理念发展的一种方式,亦即揭示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的、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哲学自身的课题和任务。”(34)以这个标准去看,中国哲学就被否认是哲学了,甚至连哲学的概念也没有:“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35)
对于黑格尔挖苦、贬低,乃至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哲学的言论,中国学界似乎很少有人吭声。这同黑格尔在中国的特殊影响、人们对他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定义的默认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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