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与真理：本体论研究中的哲学对道的追求

（一）境界与真理

从事哲学，依古希腊人的本意，当是热爱智慧之举。然而由于柏拉图，西方哲学的命运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从此，知识取代了智慧，整个西方哲学史成了一部追求绝对真理的历史。⁽⁸⁾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从此西方哲学便执著于“所是”而忘了“是”。黑格尔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从柏拉图开始到他的时代的西方哲学追求的目的的总结：“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当作源泉，一切其他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面流出，它们只是它的反映——或者把所有这些规律和现象，依照着表面上似乎相反的路线，引回到那唯一的源泉，但为的是根据它来把握它们，这就是说，认识它们是从它派生出来的。”⁽⁹⁾

黑格尔所说的“这唯一的真理”，指的是从柏拉图直到他的绝对精神表达的理论。它们是纯粹的原理、普遍的知识。本体论所追寻和表述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

黑格尔关于这种真理性质的界说，充分印证了西方传统哲学两离的特点：既然这种真理是（社会）生活一切现象和自然的一切规律的源泉，那么社会生活和自然本身就不是它们的现象和规律的源泉，作为源泉的这种真理必是与现实的社会和自然相分离，在它们之外的领域里独立存在的。这样的真理不是认识的结果，而倒是认识的前提。对现实世界事物的认识，目的是为了认识它们是从绝对真理这个源泉中派生出来的。

西方哲学的两离性这个特点在这里还表现为：这种真理作为普遍本质与现象世界的分离。它又进一步导致西方哲学中对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演绎的命题和归纳的命题等等的划分。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对这两离性的两端各偏重一端的结果，或者说，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区别本身就是西方哲学两离性这个特点的表现之一。

中国哲学以“道”为最高目的。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朱熹论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论语集注·里仁》）生死事大，苟得闻道，虽死亦可，人在天地间没有比这更高的目标了。而由于中国哲学道不离器的基本的一体性特征，遂伴随着中国哲学在追求最高目的时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中国哲学对道的追求与其说是认识真理，不如说是要获得一种做人的境界。

从现代的观点来说，道的含义中有万事万物的规律的意思。就这一点来说，道也被解说为真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古人并没有把道单纯当成是认识的对象，人们倒是认为，道是不可言说的东西。《老子》一书劈头就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道的直接描述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往往惟恍惟惚，如称“一阴一阳之谓道”。因为对道的一个观点是，一说出来，道就不成其为道了，即所谓“道隐于小成”。人们倒是常不得已而以否定的方式去描述道。如：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第十四章）

又，《管子·内业篇》也说：

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www.xing528.com)

既然已经肯定了道是言说不出来的，再去试图将它说出来就是徒劳的。这就决定了道不是像西方哲学中的那种作为认识对象的真理，即那种以概念的演绎来表达的绝对真理。中国古代的哲人们虽然否定道是可以言说的，但是他们肯定道的存在，认为道是可以被人直接体察到的。

人能够体察道的根据在于：道不离器。道是遍及一切的，也渗透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命过程去追求道、体察道，这叫做“反身而诚”，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对道的体察当称之为“境界”，而不是认识。冯友兰先生引周敦颐的话，“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接着说：“这就是士所希望达到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精神境界。对于这些境界的阐述以及达到的方法，就是道学的内容。”⁽¹⁰⁾

事实上，中国儒、道、释三家对道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这决定了他们各自要达到的道的境界也是不同的。道家偏重于讲自然之道，把自然之道当作最根本的东西，而仁义之类的出现是由于自然之道的隐没，因此他们追求的道的境界是力求回到那种原始淳朴的自然状态，即所谓“返朴归正”。其途径常是将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如《庄子》中所描述的“坐忘”。佛学要教人脱离轮回、永远超脱。依佛学的说法，人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在于，人作为生命，其根子处，即第八识阿赖耶，是介乎有生与无生之间的东西；生命以及生命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所认识的世界，都是从这个根子中发生、展开出来的。一旦展开出来，人便不免为展开在他生命中的现象所迷惑而忘记了自身的根基。只有回到这个根基中，才能摆脱世间种种烦恼。它的方法是通过修炼，断绝七情六欲，使意识进入亦生亦死，不生不死的涅槃状态。

与释、道两家比较，儒家显然是更现实的。人不仅是生活在自然的世界中，他又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儒家所追寻的道的境界，是对于在社会中“做人”的体验。社会中的人区别于禽兽之处在于，人是遵守伦理规范的。《易经·乾卦》：“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孔子自述“七十而从心所欲”（《论语·为政》），能够自觉地依照伦理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进退有序不失其正，这就是儒家的要求。

据儒家的看法，上述伦理规范并不是人为制订的，它本身就是天地之德的反映，它就是道。但是由于人有躯体，就生出种种私欲，妨碍了人对道的体察。儒家下了许多功夫探讨各种克服私蔽的方法。例如，这些方法中有“吾日三省吾身”、“主敬”、“静坐功夫”、“去人欲、存天理”、“尽心”等。《中庸》里强调的是“诚”：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又说：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为贵。（第二十五章）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第二十六章）

这后两段话不仅强调了“诚”是得道的一条途径，而且还说明“诚”何以可以得道以及描述了得道的境界，大意是说，只要“诚”而持之以恒，必能自然而然地流露于外而影响播及远处，并获得博厚、高明的感觉。为什么这样就获得了高明的境界了呢？朱熹的一段话大概是可以说明的：“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论语集注·先进》）冯友兰先生用现代哲学的语言，对得道的境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人一生都在殊相的有限范围之内生活，一旦从这个范围解放出来，他就感到解放和自由的乐（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自由’）。这种解放自由，不是政治的，而是从‘有限’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无限’（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上帝存在’），从时间中解放出来而体验到永恒（这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不死’）。这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道学所说的‘至乐’。”⁽¹¹⁾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的境界。

追求境界与追求真理的区别还伴随着其他一些相关的差别。在西方哲学史上，最高的真理是本体论表达的绝对真理，它既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之外，与伦理学是相分离的。甚至伦理学也主要是作为一门知识，尤其从柏拉图以后，哲学家本人并不必定要求是道德生活中的典范。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往往被誉为圣人，或者，是那些努力争取成为圣贤的人。伦理学与哲学也不是分立的，因为哲学本身不在生活世界之外。再者，作为知识来认识的真理，讲究的是正确与否；作为境界来追求的道，则讲究自家体会的深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