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研究：哲学形态比较及儒道观点

（二）对象

哲学形态的比较是从整体上把握和比较两种不同的哲学。那么怎样才算把握住了一种哲学的整体呢？

对一种哲学作整体的把握，并不在于将这种哲学的一切部分、一切问题尽数罗列出来，而是要把握这种哲学最核心的精神，它能代表这种哲学的最高方向，并且正是在这一方向上引发出哲学的各种领域和问题来。

就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传统哲学而言，能够反映其整体面貌、核心精神并将这种哲学的形态充分表现出来的当是本体论。关于本体论在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前两章已有论述。这里，当我们把本体论当作西方传统哲学形态特征的体现者提出来时，需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西方哲学史上有无反对本体论的哲学？如有，本体论还能不能作为这样的代表或体现者？

西方哲学史上当然有不信奉，而且是反对本体论哲学的哲学，其最重要的代表是近代以英国为大本营的经验主义哲学。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将本体论作为西方哲学形态的代表者提出来。因为正是本体论自身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导致了认识论这个论域的产生，经验论和理性论是作为同一认识论领域里两种对立的观点中发展出来的两个派别。

我们知道，本体论从它产生于柏拉图时始，就是作为纯粹原理与现实世界相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这不断引发后世提出各种问题。到了近代社会开端的时候，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要么证明这两个世界之间本无鸿沟；要么，如果纯粹原理或曰本质的世界与可感世界隔绝，那么就不承认它的存在。所以作为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开端的代表人物笛卡尔，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使认识清楚明白，这不是指对感觉中的事物的清楚明白，而是期望对彼岸世界的理性概念获得一种切身的把握，这种理性概念是天赋观念。其途径便是通过无可怀疑的“我思”，体验到了“我是”，这个“是”虽有局限，却是他通向彼岸世界的那个无限的“是”的桥梁。这样，对他来说，那个纯粹原理的世界并非无法把捉。与之相对立的是，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则根本否认有“天赋观念”，认为人心只是一块白板，那些一般的观念是从经验感觉中的抽象概括。他们也根本否认感觉经验之外有什么分离存在的本质的世界。因此，在西方哲学中，正是本体论引发了认识论，包括引发了与自己对立的经验主义。事实上，认识论产生以后，本体论离自己解体的时间也就不远了。作为哲学中代表其形态特征的东西，也是对其哲学论域或问题的产生起影响作用的东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体论应当被当作是西方传统哲学形态的代表者。

那么能够将中国哲学的形态充分展示出来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受西方哲学分类及其问题框架——这些需要通过对哲学形态的分析研究得到说明——的影响，我们很容易认定：围绕道的问题的论述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道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追求道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目标，中国哲学的许多问题几乎都是围绕道和对道的追求生发出来的。不过我们还得说明，中国哲学主要有儒、道、释三家，以对道的论述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是否对上述三家都适用？

对于道家来说，上述看法不言而喻是成立的。这一家以“道”得名便是明证。其开山鼻祖老子其人的生平虽有不详处，但《老子》这部著作却是确实的。道家的代表著作较早的还有《庄子》、《淮南子》。魏晋玄学也属于道家。他们都把道当作最高的追求目标，把得道当作人生最妙的境界。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作为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道家是有密切关系的，它尊崇老子为自己的祖师，并且也以“道”为自己的信仰和教义。但是在道教中，道不只是从学理上作阐发的，它也是企求长生不老的修炼方法，这类修炼方法包括服饰、导引、胎息、内丹、外丹、符箓、辟谷等。长生不老显然是无稽之谈，然而，这些修炼方法的基本精神是调动自身机体的能动性，使个体生命自觉地契合于滋养生命的自然环境，可以达到保真全性、颐养天年的效果，对这种修炼方法的理解和阐说中是包含着哲学的精神的。

儒家学说最富实践性，它关怀着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和各种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总是拘泥于具体事情。事实上，儒家是把道看成更重要、更值得追究的东西的。如北宋张载说：“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正蒙·天道》）而且，道的观念在儒家创立之初就提出来了。《周易·系辞》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已经点明了道的性质是形而上的。

如果我们检阅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论语》，便会发现孔子对道的论说甚至并不逊于任何一位道家。《论语》中提到的有：“天下之道”、“邦之道”、“先王之道”、“古之道”、“君子之道”、“文武之道”，等等。哪怕细民小事也各有其道：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

道既有各种各样，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划分为关于自然过程的天道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人道。只不过当时的人们难得听孔子谈天道，即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孔子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人生方面的道。对于道的追求，儒家是不遗余力、虔诚笃信的。《论语》记载：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对德的发扬光大、对道的虔诚笃信，比具体的得失更为重要。

又，君子之为君子，在各种情况下都当以道为准则：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www.xing528.com)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

看重道，甚于物质利益：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同上）

甚至不惜以身殉道，即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样的儒家学说，很自然地可以被荀子称为“儒道”。“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荀子·子道》）后世的儒家干脆把儒家世代相承的学统称作“道统”。宋、元以后，人们亦称儒学为道学，儒学家为道学家。这些更是大家熟知的。

佛学本来是一种外来文化，通过翻译传入中国，在经过改造创新而成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时，竟也大量使用了“道”这个概念，甚至以道来指称进入涅槃的境界。如《涅槃无名论》说：“夫涅槃之名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¹⁾查梵文中原有一个与道相当的词，原义可能是指通达。善业使人通向善处，恶业使人通向恶处，这两个方向上的通向、趋往都称为道。但在中国的佛学教义中，道尤指走向涅槃的道路，这样的道与上述的道的意义有别，称为“无漏道”，而前者则称为“有漏道”：“无漏道，七觉八正等法，能通行人使至涅槃，故谓之道。”由这第二种意义的道，进而得出了第三种意义的道，即把通过道而达到的结果、进入的涅槃状态称作道，因为说是进入涅槃状态之后，“行体虚融无碍，故为通之义。以通故，名为道”。《大乘义章·十六》曰：“诸行同体，虚融无碍，名之为通；通故名道。”《三论玄义》曰：“至妙虚通，目之为道。”《俱舍论·二十五》曰：“道义云何？谓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而《华严大疏·十八》曰：“通至佛果，故名道。”事实上，在中国佛学中，道就是指进入涅槃、大彻大悟、佛的境界：“如道谛、道品、声闻道、佛道等，梵言菩提是也。”⁽²⁾

包括涅槃、佛（菩提）在内的许多概念及这些概念表示的观念，在中国原来是不曾有的。中国最初翻译介绍佛典时采用过一种称为“格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大抵是将佛学原文中的概念与中国固有的概念进行“比配”。例如，佛学中认地、水、火、风为造作出万物的四种基本因素，称为“四大”（），而中国汉晋之际的佛书中却常常将之解释为“五行”。⁽³⁾由此可见，按格义的方法，当汉语中找不到与佛学原始典籍中的概念意义相似的词的时候，就按概念间的名位进行比配。“四大”与“五行”显然是意义相去很远的，然而就它们在各自思想学说体系中代表构成万物的因素这一点而言是作用相同的。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汉语中本没有相应于“佛”（Buddha）的概念，但由于“佛”和“道”这两个概念在各自的思想体系里占据最高的地位，表示最高的境界、最终的目的，于是按格义的方法，这两者便是比配的。于是，中国佛学中把获得佛的境界的体悟也称作得道，佛学也被称为佛道、圣道，僧人中卓有成果者也被称为道人、得道之人。颇为有趣的是，现在专为道教所有的“道士”这个称号，原本是对佛教僧人的称呼。据《法苑珠林·六十九》曰：“姚书云：始乎汉魏，终暨符桃，皆号众僧以为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谦之，始穷道士之名，易祭酒之称。”《盂兰盆经疏·下》曰：“佛教传此方，呼僧为道士。”又据《行事钞资持记·下三》：“道士本释氏之美称。后为黄巾滥窃，遂不称之。”⁽⁴⁾

中国人始以道比配佛学的最高境界，是以已知释未知；但佛学的境界毕竟有中国原来的“道”中所不能包含的意义，一旦中国人理解了这一点，那么中国人关于“道”的理解中也赋有了新的意义。这个结果就表现在宋明理学中。

“宋明理学”这个名称突出了一个“理”字，其实这里的“理”就是“道”。程颢说：“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所谓道。”（《二程集》卷一）朱熹也肯定：“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周易本义·系辞上》）。“理”和“道”在宋明理学中都是世事万物的最终道理或根源。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答萤道夫》）吸收了佛教思想方法以后，宋明理学更强调通过身心修养的途径去体察“道”或“理”的境界，后人称之为心性之学。

总之，如果我们以最简要的话语来概括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话，那就是对道的追求。英国著名汉学家A．C．葛瑞汉一部关于中国先秦哲学史的著作就取名为《辩道者——古代中国的哲学论战》。正如希腊哲学规定了西方哲学的方向，中国先秦哲学的精神也铸就了中国哲学传统的形态和走向。金岳霖先生有一段话很明畅地总结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在于道，兹摘引如下：

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中国底中坚思想似乎儒道墨兼而有之。中国思想我也没有究研过，但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于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得到了一点子中国思想底意味与顺于此意味的情感。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我在这里当然不谈定义，谈定义则儒道墨彼此之间就难免那“道其所道非吾所道”的情形发生，而其结果就是此道非彼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对于这样的道，我在哲学底立场上，用我这多少年所用的方法去究研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得清楚，但在人事底立场上，我不能独立于我自己，情感难免以役于这样的道为安，我底思想也难免以达于这样的道为得。⁽⁵⁾

长于逻辑的金先生在这段话里却没有作逻辑的论证，而是径直道出了自己经验中直觉的东西。我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些经验的人，对他的这番话是会有同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