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慧到知识：希腊哲学的转变

（二）从智慧滑向知识

希腊人对于“热爱智慧”是非常执著的。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写道，哲人们“终身孜孜以求的目标就是智慧”⁽⁷⁾。在《大希庇阿斯篇》里，又称“智慧是一切中最美好的东西”⁽⁸⁾。既然如此执著，按照人的思维习惯，就会提出“智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去发问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将本来当在一切是其所是的事情的“是”的过程中体察的智慧，当作一种“所是”来看了，也就是说，这样方式的提问势必将智慧和知识混同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将智慧和知识作过明确区分的同一个柏拉图，竟又明确地把智慧和知识等同起来了，他说，使聪明人成为聪明人的是智慧。就这一点而言，智慧与知识有什么不同呢？智慧与知识岂非相同的东西？⁽⁹⁾这番话是在被认为是他中期作品的《泰阿泰德篇》里说的。我们注意到，有了此一说法后，在属于同期的另两部著作里，他的学说就有了重要的发展。一部是《巴门尼德篇》，在此，他演示了一种存在于理念世界的、由理念的相互结合组成的知识，即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本体论学说；另一部是《智者篇》，其中提出了寻找“通种”（genus），并研究其相互结合的理论。⁽¹⁰⁾但是有一点须指出，这三篇里所谈到的知识，如果说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智慧，那么它们并不是关于现象界的知识，而是或者是存在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或者是通过思想的助产术从人的“记忆”中得来的真知识。

以知识取代智慧，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就更明显了。他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¹¹⁾不过，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他反对理念论和理念世界的存在，表现出强烈的经验论色彩。他所说的知识，也是关于经验或从经验中上升得到的知识。只不过它们是分等级的。不同的知识等级的区别在于它们从经验中抽象的程度。直接的经验“很像是知识”，技术是比经验高级的知识，“理由是：经验为个别知识，技术为普遍知识”。“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智慧由普遍认识产生，不从个别认识得来）。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所以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¹²⁾

既然在亚里士多德这里知识是有等级的，知识与智慧又是没有分别的，那么智慧也随之而有高低等第之分了：“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些官感的人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为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¹³⁾

于是，源起于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哲学，也就一变而成了追求知识的学问了。问题只在于哲学所追寻的知识是属于高等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为哲学的知识及哲学家所定的标准有五条：

“（1）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于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

（2）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而易得，这就不算智慧）；(www.xing528.com)

（3）谁更能善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的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

（4）为这门学问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

（5）哲人治人而必不治于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¹⁴⁾

概括起来说就是，哲学寻求的是最高级的普遍知识。“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觉最远。”⁽¹⁵⁾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哲学从热爱智慧引向了追求普遍知识，这一方向性的转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形态。其影响之深，使得直至今天，人们对哲学非普遍知识莫属这一点少有怀疑。其实，从热爱智慧的方面说，既然智慧出于人的德性，它渗透在人类生活的一切创造性活动中，那么，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可以成为追寻、热爱智慧的场所或途径。热爱智慧就是让人的智慧尽可能充分、全面地开放出来，只要人类的生命延续着，可能具有的智慧的样式就仍然是没有边际的。大到东方人努力创造一种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非洲民族对音乐的敏感，某些印第安部落精致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小到如中国人可以在日常的习艺、治学、从政、经商、生产活动中“悟道”，这些都是智慧的展开和对智慧的热爱、追求。从生活中概括出知识，并上升为理论的知识，这也是人类追寻智慧的样式之一，即认识的样式。但是如果把哲学当作是寻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这就使热爱智慧有了局限。道理很简单：有所取则必有所舍；有所是则必有所不是。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方向已经成了西方公认的经典哲学定义，并且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大势力而走向世界时，它使非西方文化的民族为此陷入了困境：他们常常自问，我们有自己的哲学吗？或者，便是努力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典籍中抽出一些素材，按照西方关于哲学的标准和样式编写自己的哲学史。

以上的思考只是想表达：既然智慧出于人的德性，是人的能力，各民族便都是智慧的，也应当是热爱智慧的，只是他们热爱智慧的方式、途径不一定相同，更不一定表达为关于普遍知识的哲学的方式。西方人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智慧和知识混为一谈，并把哲学看作是关于普遍知识的学问后，“热爱智慧”这一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就走向了一条特殊的途径。作为它的一个直接后果，知识开始被分类，并且有普遍和个别的等级划分。指出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