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研究：20世纪的现代尺度

2.20世纪的现代尺度

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之后，由于人类实践、科学、交往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的主体能力得到高扬，充分证明人是物质世界发展中的特殊一员，他有着自我意识、反思和实践能力，他是客观世界中唯一的自为力量。现时代，人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支配着自然事物、自在的力量，把人以外的一切东西变成人的有用物，变成人和社会的财富。人在控制外在事物的同时，也通过自我意识、反思来控制着自我，实现着自我、自主、自控的认识。因此，人是这样一个主体：他在实践和思维能动性的基础上，不仅自觉地控制自然、社会，也自觉地控制自我，并在这双重控制中，成为整个世界唯一的自为的转换系统，唯一能自觉地自己形成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控制系统，在现代，人的主体活动高层次的发展，呼唤着整个人类关心主体性，研究主体性，并在主体活动的基础上，透视和反映出思维与存在这一更深层的关系，这一历史任务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对实践与认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宏观关系的分析，而要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时代全部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科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的成果，结合全部人类实践的新形式，结合我们时代出现的全部新鲜信息，来深化这一立场，使之具体化、现时代化。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认为，最显著的变化在于：

第一，思维对存在的反映不仅通过实践、通过主客体相互关系，而且通过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形式来进行。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80]很显然，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主观矛盾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其次，主观矛盾又相对独立，“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正是它“推动了思想的发展”。因此，实践对认识的辩证关系又要通过“概念的矛盾运动”表现出来，而这一思维相对独立地自己构成自己的过程，是整个思维发展的特点，在20世纪之后则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了。

在这里，回顾一下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有益的。恩格斯在晚年指出：“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过分地忽略了。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81]“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82]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重新解释了黑格尔的“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的思想，重新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一般地说也就是“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的观点，从而为我们探索这一方面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20世纪后，哲学的发展在这里膨胀起来，从这一角度或者那一角度强调思维自己构成自己。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把世界的本原看作是“纯粹经验”、“思想流”、“意识流”。胡克强调：“理智对一切存在物的研究过程既是一个发现过程，也是一个创造和重新建造的过程。”^[83]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结构决定了人的认识活动，而皮亚杰认为认知图式决定了人的认识活动。逻辑和语言分析哲学家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则把人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看作是逻辑构成和语言构成问题，维特根斯坦一再强调，“我所能给予人们的一切只是一种方法，我不能给你们以任何新的真理”，“我正在做的工作只是劝人们改变他们的思想方式”^[84]。而其他哲学流派，如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科学哲学等，也都从不同角度突出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某一方面。总之，现代哲学的兴趣从思维与存在的总关系进入到深层，从语言结构、认知结构、逻辑结构、经验结构、意识流以及意志、生命、价值、情感等，从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形式透视出来。

这里，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把思维与存在仅仅归结为某一方面的问题，当然是片面的；另一方面，仅仅停留于思维与存在、实践与认识的一般关系也是不行的，它们不会是一般的同一，总是要通过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曲折的、有时仿佛是对立的矛盾的过程展现出来，形式永远是多种多样的，但形式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一方面，思维对存在的反映必定要通过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矛盾过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思维自己构成自己又只是思维对存在反映的历史的表现形式，二者是矛盾的统一。

不仅思维自己构成自己是思维对存在反映的矛盾性的表现形式，而且思维的超前、建构、选择也只是反映的形式和特点，是主体自组织过程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应该来研究“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而现代对人类学、原始思维、发生认识、儿童思维、心理学以及人工智能的研究也表明思维确实是自己构成自己的，它有着自身的内在矛盾、内在的发展逻辑，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过程。从远古时代的行为思维到我向思维，图腾、神话、巫术思维，一直到概念思维，表现为一个有序的发展过程；而人类概念结构的转换，也是一个有序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这表明，人类思维随实践发展而不断独立起来。对此，一方面要从实践发展来揭示思维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从思维的内在矛盾的展开来研究思维，换言之，要从对实践和认识的第一层次的研究跨入到思维内在发展的第二层次的研究，并把这两个层次的研究联结起来。应该说，这是20世纪之后，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向认识论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思维对存在的反映又通过特定的主体坐标系来进行。

20世纪之后，人类认识由宏观系统进入到微观、宇观系统，科学由经典向非经典转化，实践活动的节奏加快，人们发现，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有方向的，并不是无中心的。旧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经典科学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绝对确定的，绝对客观的，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单一化、固定化、僵硬化。这一看法被历史地推翻了。人类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追求，是从特定角度、特定坐标出发的。因此，不仅对客体的认识，而且对主体、对自我、对客体与主体和环境与自我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成为某种认识中的重点。认识到思维对存在的有方向的、有特定角度的矛盾的同一，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飞跃，它贯穿于现代认识论的各个领域。

人类认识至少存在着三个主体坐标或者主体角度：

一是感觉和知识坐标。人是三维的动物，他的感觉有着自身直观尺度、直观坐标，而无论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都有“感觉阈”。视觉能分辨1/18秒，因而电影胶片每秒钟18张，使间断性变成流动性；视觉可见380毫微米～770毫微米之间的电磁辐射光波；听觉阈限则在16赫兹～20 000赫兹的声波之间；等等。同样，对客体的理解和解释，也都有着知识背景、认识图式、思维框架、概念结构的制约，因而人有特殊的认识坐标，这是生物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人只有加深对主体的自我意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思维如何反映存在这一问题的深刻性。

二是地球宏观坐标。人是地球这一宏观系统的产物。在宏观系统内，人对物通过经验、直观的方式能感知到，主体与客体有着某种天然的统一性，但人的认识一旦跨入微观与宏观领域，直观与经验只起到间接的“投影”坐标作用。在这一转换中，各种诸如测不准、相对性、选择性、互补性开始起作用。因此，人类只有更深刻地认识地球宏观坐标才能更好地认识认识。

从科学上看，我们告别了“地球中心说”，但是，反过来，人类更加“地球中心”了。恩格斯反复强调：“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建立的”^[85]，甚至认为，反对“以地球为中心的”科学，“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对我们说来，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离我们右边或左边比从地球到太阳还远一千万亿倍的地方，都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就够了”^[86]。理解这一点，是理解经典科学向非经典科学转化，理解现代认识论的关键。

三是人的内在尺度坐标。人类认识自然界并不仅仅为了认识自然界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特点，他们的目的是支配自然界，控制自然界。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87]所谓“物按人的方式”，也就是指物成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对象，而所谓“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指人通过对象性活动占有对象。这一过程也就是人们以自身的内在尺度改造物的尺度，使物具有“人的方式”，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从“第一自然”进入到“第二自然”。(www.xing528.com)

这里，活跃着两个尺度——“物的尺度”和“内在尺度”，而“内在尺度”是转化的控制机构，转化的坐标系。对“物的尺度”把握的程度，则是“内在尺度”发挥作用的客观基础，人只有把握“物的尺度”，同时又自我意识到“内在尺度”即自己的需要、目的、评价标准、善与美的理解，使这两个尺度统一起来，才是真正认识和控制了自然界。列宁一再强调：“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88]

因此，在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占有中，包括着“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真理本身也包含着“需要”和需要的满足，包含着人的“内在尺度”。应该说，我们以前只把认识归结为对“物的尺度”的认识，即对象认识，而忽视了对“内在尺度”的认识，即自我认识，这不能不被看作是认识论中的缺陷。现代认识论的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来认识人的特定坐标，无论是感觉的、知识的、地球宏观系统的，还是人的内在尺度的，都表明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有坐标系的，是有方向的，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存在“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是认识的方向性，也是思维对存在如何反映的历史展开的特殊形式。

第三，思维对存在的反映通过实践反思的方式不断发展。

在现代，对思维反映存在这一问题认识的升华，莫过于“实践反思”这一环节的提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89]一方面，人的思维必须与自然相一致，另一方面，思维又有着自身的规律。然而，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是被割裂地考察的。

马克思克服了他们的缺点，从实践反思的角度，既正面地说明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又反面地说明了这是一种“倒过来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90]。这是思维发展的根本规律，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也就是思维“一般来说，总是”这样的，他把它称之为“实践反思规律”。

实践反思的特点是：（1）思维总是从最后开始，从最后到前头；（2）思维总是从结果开始，从结果回溯到起初；（3）思维总是从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开始，从最高阶段到低级阶段；（4）正因为思维是这样“倒过来”运行的，所以，思维的发展总是类似马克思所说的“普照的光”的过程，换言之，它普照着原有的思维结构、思维体系，反思着原有的思维，批判着它们，使它们变形，改变原有思维结构的角度，使之从属于更为高级的思维结构，从属于从最后、从结果、从历史发展最高阶段上形成的、有着时代活力的、凝结着时代精神的新的思维结构。

马克思所揭示的“实践反思规律”既是立足于实践唯物主义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对唯心主义的“否定的反思”、“怀疑的反思”、“批判的反思”、“思辨的辩证否定的反思”进行深刻批判的产物。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结束了“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的片面的认识时代，开辟了现代认识论广阔而灿烂的前景。

具体地说，“实践反思”有三个环节：

一是，实践归根结底决定着思维的发展。

二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91]。所以，思维的发展不是从猴体到人体，不是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相反，是从人体到猴体，从高等动物到低等动物。这就是说，思维的行程是倒过来的，总是从后面，从最后，从最高级开始，换言之，是立足于现代实践，对历史和以前的概念结构的变形、反思、再建的过程。

三是，“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92]。

应该指出，我们迄今所理解的理性认识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反思”的观点。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是通过“反过来思”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忽视“反过来思”，就会把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简单化、直线化了。

事实上，20世纪后对思维发展理解的深化，主要的是沿着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的基点前进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表明，仅在含有初等数论关系的系统中，无矛盾性与完全性就不能同时为真，在一定的概念、判断、推理中展开思维，思维会陷入到怪圈中，所以，理论体系、判断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有不完全性。爱因斯坦正是看到原有的概念、判断、推理系统不会产生新的思维飞跃，因而提倡想象力，并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同样，人类对直觉、灵感、创造性思维、潜意识、情感越来越感兴趣，其原因也在于，思维要前进，就要打破原有的概念、判断、推理系统，瓦解原有的概念结构和认知图式，这就需要对思维的反思。

在这一问题上，康德只是追求反对独断主义，要求批判的反思，对前提和主体能力的批判，显得十分软弱无力，黑格尔则求救于思维的内在矛盾运动，只有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反思”，既说明了实践是思维发展的根本动力，又说明了思维的具体行进是“倒过来”的道路。毫无疑问，思维采取“倒过来”的方式，既要批判原有的概念结构的前提和体系，同时也要求想象力、创造力、理性的直觉，还要求在批判和创造的前提下，建立起新的前提和“细胞”，形成新的体系。

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既超越了康德和黑格尔，进一步说明了现代思维创造性的特点，同时，又揭示出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一种辩证运动过程，具体过程是“倒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