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研究：否定性辩证法与否定之否定

2.否定性的辩证法与否定之否定

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实践活动中，人以否定的方式实现自身与世界的统一，从而形成人类历史运动中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换言之，在人类历史运动中，否定之否定规律表现为“否定性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9]在规定人的本质时，黑格尔引入了劳动以及生成的观点，认为人是在活动中展现自己的本质的，“人的真正的存在就是他的行为”^[30]。马克思由此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看作“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31]。正是由于对劳动进行了相当深刻的哲学思考，并用劳动来理解否定，黑格尔提出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劳动是人对自然物进行“赋形”的活动，即对自然物加以改造的活动，它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否定的中项”。正是借助这个否定的中项，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在自然物上打上人的烙印，否定了自然物的原生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人使自身的力量得以外化，并占有、获取自然物。“我做成了某个东西，我就实现了外化；这种否定是积极的，外化也就是获取”^[32]。劳动的否定性使人本身的力量外化，即对象化，这种对象化所形成的客体又反过来同人发生矛盾，产生异化。

所以，否定不仅表现为外化、异化，而且还要表现为扬弃这种外化、异化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直观到自身，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使外化的对象即客体回到人本身，主体与客体达到统一，主体由此得到自我实现。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一切真的东西本身都具有它，并且唯有通过它才是真的。”^[33]

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只有抽象的思维活动和精神劳动，才具有本源意义上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物质的、感性的劳动只是“精神活动的样式”；真正的人在根本上是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人的关系领域是“现在世界的精神的光天化日”。“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任何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之返回到自我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34]

可见，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以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35]。

实际上，在黑格尔之前，卢梭已经用否定之否定思想研究人类历史运动，并具有了否定性的辩证法思想。按照卢梭的观点，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平等——不平等——平等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人类生活在没有私有财产的状况中，人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的；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同时产生了私有制，从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一个“个人完善化”与“类的没落”的时代；随着不平等发展到极限，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这种平等不是回到原始人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达到更高级的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平等。卢梭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图景，一个在对抗和矛盾中向着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辩证过程。

这表明，卢梭已经较为自觉而明确地用了否定之否定思想来研究人类历史了，由此显示了出乎他的时代意料之外的历史主义敏感，“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卢梭的这一辩证法思想，认为“在卢梭那里不仅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36]。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以及卢梭的否定之否定思想。当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并把物质实践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时，否定性的辩证法就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基础，成为一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www.xing528.com)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并不是像动物那样肯定自然的直接存在状态，使自己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否定自然的直接存在的状态，并赋予它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形式。但是，目的本身并不能直接加于对象之上，要把目的赋予对象，还必须有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劳动工具。人是持有某一工具或某一工具系统、为着某种目的进入到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之中的。工具与目的、对象都具有同一性：一方面，工具作为人的肢体的延伸，是合乎人的目的的，或者说，与目的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工具本身也是一个物质客体，与实践的物质对象具有同一性。

因此，工具能够在目的的支配下以其物质性与实践对象的物质性相互作用，并将人的目的赋予实践活动的对象，否定其原生形态，使其具有属人性质，即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对人生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37]的关系。实践本身就内含着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

人对自然的否定性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以及自然分工的存在使人的活动本身发生了异化，异化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到人受异己力量支配的阶段。“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8]

资本主义社会是异化的典型和极端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个性；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并奴役人；而物之所以能支配并奴役人，实际上是少数人借物的力量支配并奴役多数人。“关键不在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39]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毕竟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0]，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和建立了前提条件。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在把异化推向极端的同时，又为扬弃异化准备了条件。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达到极限，必然导致私有制的灭亡和异化的扬弃。

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改造对象世界”、“创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的矛盾运动过程。异化“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41]。

从异化的产生到异化的扬弃是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一否定之否定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2]无疑，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人类历史运动中的否定性辩证法。

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哲学中，否定性的辩证法是以实践观为基础，并同历史观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马尔库塞由此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中，“现实的否定变成了一个历史条件，一个不能被作为形而上学关系状态的而具体化的历史条件。换句话说，它变成了一个与社会的特定历史形式相联系的社会条件”^[43]。“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历史特征包含着普遍的否定性，也包含着自身的否定。特定的关系状态就意味着否定，否定之否定伴随着事物新秩序的建立。”^[44]应该说，马尔库塞的这一评价是中肯而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