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历史本体论,就是指探讨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论,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历史认识论则是指关于历史认识的性质和特点的理论。具体地说,历史认识论就是研究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于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的认识过程及其规律的理论,如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社会功能,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等,都属于历史认识论的问题。
如果说,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是历史本体论的时代,那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则是历史认识论的时代。当今,这两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人们在历史本体论“复活”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合流的趋势,是因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具有内在的联系,只是由于不同时代认识水平的差别和不同的需要,才把研究重心或者放在历史本体论上或者放在历史认识论上。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加强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并把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理论整体。
任何历史认识论总是或隐或显地以某种历史本体论为其立论的前提和依据。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蔑视历史本体论并把后者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然而,它本身信奉的仍是一种本体论,即思想本体论、历史过程无规律论或多元论。例如,柯林武德之所以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概念引入历史学,强调历史认识的“设身处地的领悟方法”,即历史认识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对历史行动者的思想进行设身处地的“重演”,其立论的依据正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历史是思想史。按照柯林武德的观点,“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28]。可见,历史哲学企图避开历史本体论去探讨历史认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历史认识论必须要以历史本体论为立论的前提和依据,那么,历史本体论就必然要对历史认识论起导向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又有赖于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分析,而历史认识论就是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考察。康德之所以能在哲学史上造成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质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认识论的研究,对存在本身认识的是非曲直有赖于对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正因为这一点,康德才把近代哲学家从形而上学“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这一观点同样适合于历史领域。现代历史哲学所提出的“历史科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康德的观点在历史领域中的“回声”。可见,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及其发展有赖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及其发展。
从现代知识结构看,历史本体论主要揭示历史现象的本源和派生的关系。在这里,意识与社会存在都是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高范畴出现的,而历史认识论正是要揭示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如何达到一致的辩证逻辑。因此,从实践范畴开始,唯物史观的全部范畴都应该把解决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内容。唯物史观的全部范畴都应既是历史本体论的范畴,同时又是历史认识论的范畴,从而解答意识与社会存在、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
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对历史规律的客观描述,而是把研究的客体放到与意识的关系中去探讨怎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不仅回答“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且回答“人们如何认识历史”的认识论问题。一句话,唯物史观扬弃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理论对立,同时实现着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双重职能。(www.xing528.com)
作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又是历史方法论。所谓方法,乃是人们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获得一定成果的方式。任何科学方法,都必然包含着对对象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从内容和本质上说,方法就是对规律的自觉运用。正如现代著名科学家T.巴甫洛夫所说,科学方法“是‘被移植’和‘被移入’到人类意识中的客观规律性,是被用来自觉地有计划地解释和改变世界的工具”[29]。
作为关于历史研究方式的性质和特点的历史方法论,不过是历史规律的主观运用,不过是关于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它提供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认识的主观形式与客观历史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历史。
因此,历史方法论的主要之点并不在于它被到处运用,而在于它试图揭示历史认识向真理运动的规律,而这又正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的基本内容。从根本上说,历史方法论的源头存在于历史本体论之中。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历史方法论——“悟释式”和“法则式”之争,其分歧的源头就在于二者对历史本身的看法不同。[30]历史方法论与历史认识论、历史本体论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唯物主义历史观确认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有“相似”的一面,因此,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其相通的一面;同时,唯物史观又确认人类历史的独特性,即人类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这一总特点带来了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特点,即人类历史发展的演进性最强和人类历史运动的重复率最低。因此,历史科学的方法又有其独特性。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31]。实际上,对于整个历史科学来说,科学抽象法具有普遍意义。
恩格斯有句名言: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同样,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和社会科学的划时代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也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我看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形态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的统一体,它从三个方面共同解决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和认识历史的活动面临的基本矛盾,标志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理论性质、内容和职能等方面与其他一切历史哲学的根本不同。
(杨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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