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主体性范畴，必须把哲学史上曾经有过的和当代西方仍然流行的关于主体性的理解，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主体性的理解区分开来，必须对它们的内涵、侧重点和角度作出理论上的认定和区别。
从哲学发展史来看，主体性作为一种观念早已产生，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就表征着主体性范畴的重要意义。但在马克思对主体性范畴作出实践唯物主义的改造前，主体性范畴在一些不正确的前提下和过于狭窄的范围内运行着。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主体性是从我出发的抽象精神能动性原则。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实体即主体”等，都是这一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康德，把历史上由客体出发，使主体围绕客体旋转的思维方式，扭转为从主体出发，使客体围绕主体旋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体性原则问题。但是，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和上述其他人，只是在精神性、主观性的框架内，或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谈主体性。马克思批评他们：“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马克思一语中的，唯心主义的主体性是抽象的能动性，其要害就在于不懂得感性活动即实践。
其二，主体性是从私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作为历史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把个人抽象为“鲁滨逊式”的和卢梭的“自然人”，并把“私人利益”确定为社会的最高原则。他们提出这样的思想：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因此，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了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4]马克思也批评了这种观点，因为对私人利益的普遍肯定立即可以转化为普遍否定，这就是每个人都妨碍别人的利益实现；而且关键在于，尽管“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5]。在这里，问题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是个人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从自己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则是个人从自己出发“不是唯一的”，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对此必须作出分析。(www.xing528.com)
其三，主体性是以非理性为内核的个人存在原则。作为对理性的逆动，尼采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开辟了当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河。这一思潮把人的个体存在归结为意志、生命运动、非理性，直到弗洛伊德深入到“本我”的潜意识领域。即使这样，非理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畸形的工业文明的反抗，作为揭示理性对立面的非理性的意义，仍然有着不可否认的合理因素。
其四，主体性是以“理解”为特殊途径的人的意义世界的原则。人对世界的把握，是通过大量中介系统来进行的，中介使统一的世界多重化。以符号中介为例，符号一方面是指称，一方面是意义，因而在这一中介过程中世界对人具有了二重化或多重化。符号的功能也相对独立，指称指向对象世界，而意义指向文化世界。从维柯的“想象科学”、狄尔泰的“释义学方法”，一直到现代的现象学、现象学的释义学、哲学释义学以及理解社会学等，始终把重心置放于“理解”和“解释”上，即指向人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这一人文主义思潮走着不同于科学主义的道路，其影响在现代世界越来越大。
毋庸讳言，主体性在西方已经走的和正在走的道路，强调的是人的精神能动性、思维的建构性、人的个体存在、非理性和意义世界，它们在反对对世界作纯客体主义、机械主义、自然主义的把握的同时，也一般地反对着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决不能证明主体性便是主观性，弘扬主体性便是赞美非理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西方哲学史对主体性的形形色色理解，在总体上和方向上是错误的，但它们的合理性仍然是必须肯定和承认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研究、分析和合理地批判它们；二是马克思对主体性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并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因噎废食、谈虎色变，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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