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实践 唯物主义
按照传统的观点,朴素或自发唯物主义、机械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这三种历史形态在研究主题或理论视角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即三者都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只不过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静止、孤立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则把世界理解为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体系,而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又把这种合理因素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在这里,唯物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转换不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时代贡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抛弃了。
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实际上,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唯物主义不但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且要转换自己的主题。从研究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自然唯物主义始自古希腊哲学,后在霍布斯那里达到系统化的程度,并一直延伸到法国唯物主义中的机械唯物主义派。它或者在直接断言世界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形态,或者以经验科学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去探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并把物质世界以及人本身归结为自然物质的某一层次。
从总体上看,自然唯物主义根据“时间在先”的原则,把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物质,人则成了自然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自然唯物主义那里,“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自然唯物主义确认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却一笔抹杀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历史性。换言之,在自然唯物主义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认为,“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而到了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83]。
人本唯物主义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中的另一派,即“现实的人道主义”,并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典型的形态。费尔巴哈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作为其“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它“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84],并力图通过对思辨哲学以及神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批判”。这是一个以自然为基础,以人为核心和出发点的人本唯物主义体系。
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自然界是第一性的实体,但人在地位上是更重要的实体,“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因而是理解自然的钥匙。因此,要“弄清楚自然的起源和进程”,“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85]。所以,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基础,力图以“现实的人”为基本原则来理解世界并构造哲学体系,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哲学”,即人本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86],换言之,费尔巴哈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87]。所以,费尔巴哈最终得到的仍是抽象的人,忽视的仍是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历史性。他所理解的感性世界因此只能是一个脱离了人及其实践活动,脱离了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88]因此,超越人本唯物主义,建立和“历史”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是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要求。(www.xing528.com)
按照《神圣家族》的观点,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们为了能够生存和生活,必须进行物质实践,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为了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人之间必须互换其活动,并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和“实际日常生活”自始至终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着并展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9]。因此,作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所关注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实际日常生活”所包含和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90]这就是说,作为物质实践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即“实物”与“实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关系,或者说,“实物”不仅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实践唯物主义正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即“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作为历史的基础,力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来改变人与人的关系,通过人对物的占有关系(私有制)的扬弃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91]。
“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92]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或物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从而使自然与人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矛盾关系。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即肯定自身,就要对自然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改变自然界的原生态并在其中注入人的目的,使之成为“人化自然”、“为我之物”。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不断制造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去获得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正是对主体自身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的辩证法使人和自然处于双向运动中:实践不断地改造、创造着自然界,在自然界中打上社会的烙印,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同时又不断地改造、创造着人本身,包括他的社会关系,不断地把自然转化为社会的要素,使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自然的社会”和“社会的自然”构成了“感性世界”,使世界二重化为自在世界和属人世界。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是最深刻、最复杂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之前的众多哲学大师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关系及其基础地位,致使唯物论和辩证法遥遥相对。“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马克思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深入而全面的剖析,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科学地解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同时就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这就是说,实践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形成之时。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里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反,那种“排除历史过程”,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其实质而言它只能是自然唯物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93]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种不同的“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现存世界的基础,而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法”。因此,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生活本质和现存世界基础哲学反映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身就蕴涵着“否定性的辩证法”,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以现实的人为思维坐标,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和建构原则,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使实践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即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说,实践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实践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批判的世界观”[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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