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街区保护中的现代化工具理性

1.5.1　“现代化”背后的工具理性

在我国，“旧城改造”对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的巨大破坏是不争的事实，但其中除了少数的不法牟利行为外，大多数确实是出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愿望。为什么良好的愿望会导致错误的决策？我们可以直观地批评决策者“以高楼大厦、大马路为主的现代化”^[23]观念错了，更应该深究其“现代化”观念的实质。

“现代化”的概念是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虽没有公认的完整定义，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其内涵至少应包括物质、制度和人口三个基本面^[24]。到目前为止，我国从政府官员到公众的“现代化”观念仍停留在1990年代以前“经典现代化”的范畴，认为“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25]，并且打上了深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烙印，是“具有明确政治经济导向的赶超过程，……对发展目标的选择过于功利化和物质化”^[26]。在城市建设上的外在表现就是追求现代化的物质成就（如高楼、大马路等）甚于制度、人口方面的成就（如规划、遗产保护等的制度和意识）。从深层意识形态看，为市政设施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破坏建筑遗产的决策和技术行为，其动机固然有合理的一面，即从工具（合）理性的角度看是合理的，但缺少合理的另一面——价值（合）理性。

现代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脱离宗教权威的理性（Reason）。马克思·韦伯将“现代化过程……看作是合理化的过程”^[27]，他继承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二分的概念^[28]，将（合）理性二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是人对于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并使自身的行为服务于他内在的某种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种“事”的重要性的信念^[29]。工具理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借助于人的思维、观念、运算、操作等实践过程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物的最大功效，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而服务^[30]。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理性的最高目标，不断验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31]。(www.xing528.com)

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工具理性与机器化大生产相适应，其追求有用性、追求物的功效最大化的天性迎合了社会对于技术、物质财富和生产力的渴求。在极大提高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富裕程度的同时，工具理性也抛弃了价值理性的约束而取得了统治地位，甚至意识形态化，对人的情感、道德、行为产生控制，形成了以力量、新奇、秩序、速度、效率为特征的审美旨趣，日益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走向。因此西方工业社会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技术成功，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伦理和人文精神等价值理性的迷失和对工具理性的失范，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历史城市建筑遗产的大量消失等不可持续的问题。1970年代，西方逐渐过渡到后工业社会，正是在对工业社会上述问题的人文主义反思产生了西方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社会目标由经济增长转向人类幸福，建筑遗产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而受到赞美和保护，并和自然资源一样确立了代际公平、永续保存的伦理原则。

反观我国，客观上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期，主观上既未能延续我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未能吸取西方工业社会价值理性缺失的教训，工具理性渗透到了社会制度和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且与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公有化制度相结合，工业化发展速度远高于西方，成就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生产力持续高速增长，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导致建筑遗产破坏的速度和严重程度也远高于西方。具体而言，工具理性使全社会表现出严重的功利性，“看得见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发展的指导方针。审美上崇尚技术先进、新颖、宏伟、规整和速度。功利化的政绩观和官员考核制度使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好大喜功、炫奇斗富，城市资金、智力资源往往投入工业、新区建设等效益高、见效快的方面，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基础设施改善因为经济效益低而不受重视，即使保护也多以立面整治、三线下地等投资少、见效快的表面文章为主，所以历史街区市政设施等物质环境的缺陷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城市居民看来，陈旧、落后往往成为历史街区的主要意象，不符合他们追求物质生活改善的愿望，历史街区的价值被工具理性日益物化和贬低，保护的根基丧失殆尽。于是，偏重经济和物质目标的“现代化”及其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审美倾向建构了政府财政、开发商利益、居民生活的合谋，使得历史街区推倒重来式的“现代化建设”和大拆大建式的“环境改造”畅行无阻。专家和少数有识之士出于价值理性的保护呼声在“现代化”发展的“硬道理”面前软弱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