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文化传播与表达的研究成果

法庭文化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法院文化，它既承继了来自国家的意志，同时又与乡土／基层社会的声音相伴始终，通过“法庭——乡土／基层（社会）”这一架构的不同形态，说明法庭文化传播与表达路径：

1．自生型。从法官（断讼者）→当事人（诉讼者）→普通民众（听讼者）逐层传播。（如下图）

这是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传播形态，法庭文化以自生、自主、自然的方式逐层传播。通过对法律的把握应用、司法流程的分段运行以及相应的司法礼仪、司法器物的展示，依靠统一的法庭文化符号，法庭文化自然而然的向外扩散。自生型传播方式中，法庭／法官是法庭文化传播的主体；当事人作为诉讼参与者，因为自身利益的关系以及诉讼代理人、法官的影响，对于法庭文化的关注度和了解程度就整体而言往往高于普通民众，并通过自身法律行为影响身边的其他人，此种影响又因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普通民众更多是作为“以案说法”、“法律宣传”的受众，通过普法宣传活动、巡回审判法治宣传，较为被动地接受法庭文化。

2．交集型。法庭／法官与社会基层组织相互影响，但保持独立性。（如下图）(www.xing528.com)

交集型传播方式中，法庭／法官与社会／公众各自作为主体而保持其特有的话语权，但通过长期的固定联系，法庭／法官已然在其所在辖区的乡镇、街道、村组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种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法官本身的职业定位，而更多地体现为乡土／基层社会的纠纷决断者、矛盾化解者，并因此承担着更多更大的社会管理义务。也正是因为这种角色的悄然转换，使得其所在乡镇、街道、村组本身所蕴含的乡土／基层社会文化，对法庭／法官产生了相应影响。比如土家族寨老和苗族“榔款”组织，上述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和组织虽然在表象上基本隐去，但在文化上，却依然发挥着巨大影响，并深入乡土社会的骨髓。

3．相融型。法庭／法官与社会基层组织相互交融。

如上图所示，在此种表达与传播过程中，法庭／法官的个体形象更为模糊，与乡镇司法所、派出所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一道，共同构成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就乡镇层面而言，人民法庭往往与当地政府、乡镇司法所、派出所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一道，作为“N位一体”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的联动机制出现在公众面前。法庭文化夹杂在政法文化中，通过治理过程输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