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苏、英与“冷战”的起源——关于“冷战”的责任问题
对“冷战”责任的看法，美国学者分为三派：传统学派把发动“冷战”的责任者完全归咎于苏联，认为是由于苏联当时利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追求领土“扩张”和“世界霸权”之结果；修正学派认为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们误解了战后对美国安全威胁，美国政府故意夸大“苏联扩张的威胁”来为自己的扩张政策服务；后修正学派认为两大体系对抗，美苏“冷战”双方都有责任。[22]
苏联史学家则呈反向一边倒的姿态，将“冷战”之责任推向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垄断资本中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确立其世界霸权，为此而积极推行反共的政策，从而一手导演了“冷战”。[23]
美国长期以来是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中心。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正统主义学派占主导地位。一般说来，这派历史学家认同美国官方关于“冷战”起源的观点，尽管他们在某些具体政策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保留。根据正统主义学派的看法，苏联扩张主义应对“冷战”的爆发负责，而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回应；6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难以自拔，促使一些历史学家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修正主义学派随之兴起。这一学派的成员多为较年轻的左翼学者，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才是“冷战”的主要根源，而苏联不过是进行防御性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随着40年代的美国外交档案的解密，后修正主义学派崭露头角，这个学派的历史学家根据已披露出来的档案证据重新审查正统主义学派和修正主义学派的推测和论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形成了所谓“后修正主义的综合”，不是简单地责备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试图理解导致“冷战”的各种具体的复杂动因。[24]
1.“美国责任”说
一些学者认为，“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
席来旺认为，“冷战”首先是由美国挑起的，它以“抵制帝国主义扩张”为借口，以反苏反共为宗旨。[25]
张宏毅、董宝才认为，尽管二战初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存在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是，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却在于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就是说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美国是“冷战”的“肇事者”。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来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主要责任者。他们并指出，雅尔塔体制的“大国安排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体制造成“冷战”局面的观点是“片面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26]
竺培芬认为，美苏之间爆发“冷战”绝非偶然，也非一朝一夕，而是战争后期两国在波兰问题和德国问题上利害冲突的逻辑延伸。战后美国实力雄厚，处处盛气凌人，成为“冷战”的发起者，而苏联则是被动应战者。[27]
2.“美苏共同责任”说
一些学者认为，美苏双方对于冷战都有责任。
张盛发认为，“冷战”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而是美、苏两方行为的结果。“冷战”是一个双向斗争过程，是双方你一拳来他一脚去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双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战略目标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双方相互遏制和相互对抗的产物。[28]
沈志恩指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震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所致。[29]
杨铮认为，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爆发了“冷战”。[30]
高明振也认为，“冷战”是由美、苏对雅尔塔协定的不同解释引起的。[31]
3.“英国责任”说(www.xing528.com)
在研究“冷战”起源的问题上，一些学者强调英国在“冷战”形成中的主动、重要的作用，认为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
白建才强调英国并非扮演消极被动的美国追随者角色，而是采取一种“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32]英国在“冷战”形成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英国不愿轻易丢失东欧这一传统的势力范围，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实力大为削弱，无力单独与苏抗衡，于是英国政府就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企图促使美国承担责任，借助美国的力量遏制苏联的扩张。[33]
程佩璇、崔剑在分析战后初期英国与苏联之间矛盾和分歧的基础上，认为“英国不仅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而且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34]
黄亚红也指出，英国绝不是盲目追随美国政策的“小伙伴”，有着“独立的‘冷战’政策”。早在1946年上半年就形成了联美反苏的“冷战”政策。1946年夏季的土耳其事件就是英国这一政策的体现。英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为抵抗苏联的努力扩张，确保英帝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不受苏联的威胁，必须争取美国的全面合作，于是“拉拢美国结成亲密的联盟”。美国只是由于自身的需要于1947年“加入‘冷战’”，并由于实力雄厚而“取得了反苏阵营的领导权”。[35]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英国在“冷战”爆发过程中起次要作用。
司昆阳认为，“冷战”的进程主要是美、苏这两个世界性强国决定的，但处于衰落之中的英国在外交上十分活跃，采取了不少主动的行动，是促使“冷战”局面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英国在“冷战”期间确实对美政策的转变及西方军事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作为一个中等国家，不具备影响全局的力量。[36]
李世安也对许多人提出的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杜鲁门主义出笼之前，无论是丘吉尔政府，还是艾德礼政府都没有制定正式的“冷战”政策，也没有采取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冷战”的起源，其成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美、苏两国的争霸中去探讨，而不应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37]
对于丘吉尔在“冷战”中的作用，学术界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丘吉尔个人对“冷战”爆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席来旺认为，英国政府的态度，特别是丘吉尔长期的煽动，对美国发起“冷战”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战后初期，不仅是美国的统治集团，而且英国的国务活动家，也是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丘吉尔多年的煽动，特别是他的“富尔顿演说”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38]
与此相反，另一种看法认为丘吉尔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李世安认为，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和英国政府放弃希腊的做法是“冷战”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为美国公开其“冷战”政策提供了机会。但丘吉尔不可能是美苏“冷战”的始作俑者，他顶多只是一个美国“冷战”政策的传声筒或敲边鼓者。[39]沈志恩认为，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演说是他“以在野之身作的这场讲演，尚属一种思潮，并不代表任何国家”。[40]
另外，叶江研究了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认为研究战后初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它的对苏政策是探讨“冷战”起源必不可少的一环。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之所以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对苏政策，即从决心维持英、苏同盟关系，经短暂的左右摇摆迅速转向与苏全面“冷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战后衰落的英国经济和英国统治阶级长期以来政治上的反苏态度。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作用致使本来在工党内部存在过的保持英、苏联盟的设想彻底化为泡影。[41]
4.“苏联责任”说
在我国史学界，每每论及“冷战”，几乎必提凯南的8 000字电文，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把它们视作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冷战”的证据。而对苏联方面的同样举动，则鲜有论述。这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
张盛发分析了作为“冷战”一方的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指出苏联对“冷战”的爆发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苏联进行“冷战”的必然性——斯大林体制与外部世界的本能对立；（2）不合时宜的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与战争的演说；（3）对美国持严厉批判和否定态度的诺维科夫报告；（4）“冷战”的重要行动——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所以张盛发认为，斯大林演说，诺维科夫报告，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应当被视作苏联方面进行“冷战”的信号和措施。[42]
张宏毅、董宝才认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为美国加剧“冷战”局势提供了口实。[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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