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起源精析–二战研究中国

第二节　“冷战”的起源

我国学者对“冷战”起源问题非常重视，不仅编著了一大批论著阐发观点，而且于1999年3月20～21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进行专题讨论。史学界对冷战起源的研究颇为深入，看法各异，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九种看法：

①“冷战”是雅尔塔体制的必然产物。这是史学界最为流行的一种看法。

李华昭认为：“冷战”得有个前提，就是要有一条明确的地缘政治分界线，以使双方不致把对方的“冷战”措施误解为“热战”行动。雅尔塔体制就提供了这样一条“从斯皮兹卑尔根……到旅顺”的分界线，因此我们可以说，“冷战”乃是雅尔塔体制的必然产物。^[3]王真也认为，雅尔塔体制的性质是“大国安排世界”，“划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奠定了战后美、苏在远东战略格局的基础，是引起美苏‘冷战’的根源之一”。^[4]有人甚至认为：“雅尔塔体制就是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分界线对峙，进行‘冷战’的体制。”

②“冷战”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全球战略的产物。

张宏毅、董宝才通过对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为代表的两种社会制度争斗历史的分析，指出：把战后初期形成的两极体系对峙简单地归纳为雅尔塔的“大国安排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体制造成的观点是片面的，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造成“冷战”局势的根源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为美国加剧“冷战”局势提供了口实。^[5]

③“冷战”源于二战同盟国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赵承纲认为，“冷战”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美、苏两大国在二战中留下的矛盾和二战后的现实冲突。美苏从战时结盟走向分裂从战后的遏制发展为“冷战”，看上去是美苏之间“霸权主义”与“大国主义”之争，实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场大搏斗。^[6]

④“冷战”源于美国对苏外交政策的转变和美苏双方谋求安全利益而造成的冲突。

汪波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冷战”起源的新观点。他认为，美苏战后由合作走向“冷战”的发展过程虽然可以找出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其根源不外美国对苏外交政策因总统更替而带来的转变和美苏各自为谋求国家安全利益而造成的现实冲突。战后美国的对苏外交政策，在罗斯福过渡到杜鲁门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罗斯福的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和平主义的对苏外交，被杜鲁门的典型的国家利益论的强调意识形态的对苏外交所取代。杜鲁门过分强调苏联与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以致双方极力夸大对方为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在这种敌对情绪日益强烈的气氛中，代表世界两大阵营的美、苏之间终于发展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冷战”状态。^[7]

陶文钊也提出“冷战”起源于美苏两国对本国安全的考虑。他认为，“冷战”既不是苏联决策者也不是美国决策者制造的；既不是苏联的革命热情也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必然结果，“冷战”的发生是因为战后的国际体系使苏联和美国决策者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他们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受到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威胁，而意识形态又加强了他们的受威胁感。为了对付这种威胁，他们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来动员国内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这就又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既然他们使用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他们就催化了国内政治派别的力量。这些力量一旦被动员起来，自有它们各自的势头，从而越来越限制决策者的灵活性，使他们难以摆脱“冷战”的驱动力。^[8]

⑤“冷战”源于东西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剧烈冲突。

康春林提出，“冷战”源于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剧烈冲突。他认为，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的剧烈冲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场世界性冲突。东欧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理状况使它具备成为东西方矛盾焦点的客观条件，东西方领导人“安全带”思想和“防疫带”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与东欧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东欧成为“冷战”的焦点便成了必然趋势。可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东西方在东欧问题上剧烈冲突的根本原因，“冷战”政策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迫使苏联“撤退他们东欧的势力”，把社会主义的“范围缩小”，并且为此“开始在欧洲构筑借以隔绝共产主义世界的墙壁”。^[9]

陈乐民也指出，二战后东欧地区的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西方徒然地试图加以阻止或改变，于是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冷战”就是从这里（东欧）开篇的。^[10]

李春放则提出“冷战”源于东西方在伊朗问题上的剧烈冲突。他认为，1946年3月的伊朗危机是战后东西方首次严重对抗。“冷战”始于东西方对近东战略资源和战略要地的争夺，对伊朗石油的争夺点燃了“冷战”的导火线。伊朗危机有助于西方制造“冷战”舆论和制定“冷战”政策，加速了全面“冷战”的来临。苏联在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中的行为“验证”了凯南的遏制理论，为全面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提供了依据和契机。^[11](www.xing528.com)

⑥“冷战”源于美、苏两国的争霸。

李世安认为，“冷战”的起源，其成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美、苏两国的争霸中去探讨。美苏争霸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12]

李春放也指出，“冷战”的深层次根源是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的全球扩张同苏联在欧亚大陆的扩张之间的矛盾。^[13]

⑦“冷战”源于两种原则——门户开放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

王玮指出，美国恪守的门户开放原则同苏联的势力范围原则是完全相对立的两种思想和理论体系，甚至是历史上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民族传统。这两个原则的冲突不仅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对“冷战”的本质、“冷战”的历史地位、“冷战”的发展动向和“冷战”的结局有深刻的理解。^[14]

⑧“冷战”源自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

叶江认为，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决策者们把斯大林有限地扩展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行动误解为全面地推进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并因此而产生过分的反应和过激的行动，用全面遏制的方法与苏联对抗，以致最终导致美苏之间长达40余年的全面“冷战”。^[15]

⑨“冷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白建才认为，“冷战”之所以爆发并持续40多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两个因素，而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他将“冷战”爆发的原因总结为四点：首先源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抗争；其次源于美、苏两种不同对外战略的碰撞；第三源于美国原子弹的面世对美国威慑力量的加强；第四源于英国的推波助澜。^[16]

霜木也认为，“冷战”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方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在其中起着根本作用。在东西方对峙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17]

徐蓝指出，考察“冷战”起源，不仅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更要考察美、苏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国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的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对立互动，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18]

赵茜认为，“冷战”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冷战”的产生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平政治与两极格局的出现、美、苏国家利益相悖、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冷战”起源的三个主要因素。和平政治与两极格局的出现，为美、苏的冲突创造了条件，使美、苏有了相争的资本和环境；而国家利益的相悖、意识形态的分歧，使美、苏在广泛的世界事务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和对抗，直至“冷战”。^[19]

时殷弘指出，“‘冷战’”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导致“冷战”的一些重要因素是，“美苏在战时的军事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冲突种子”；“‘冷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旨在支配世界的‘全球主义’”；美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其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视为谋求世界性扩张；美国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刺激了它到处扩张的欲望及遏制苏联的自信；战时苏联在租借援助和第二战场等问题上对美国的猜疑妨碍了它争取战后同美国和平共处的积极努力；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情绪；在伊朗和黑海海峡问题上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成为美国对苏联强硬方针的一个诱因。^[20]

苏格则从三个层次剖析了“冷战”的缘起，指出：“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对美苏‘冷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