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原因
对于引发珍珠港事件的根本原因，国外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美国学者分为四派：以比尔德为首的“修正派”史学坚持“罗斯福圈套说”，或“罗斯福阴谋说”，批评罗斯福及其政府“阴谋”将美国投入对日战争，设下“圈套”引诱日本放“第一炮”。他们认为：“罗斯福知道日本军部正在拟订一项计划，即是：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事端，它就使用全部力量袭击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但他有意识地逼迫日本对美国先动手，他则后发制人，从而克服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的阻挠，把美国投入世界大战中。[1]“主流派”史学反对“罗斯福阴谋说”，坚持“珍珠港事件意外论”，认为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是由于美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造成的；美国的政界和军界领导人根本不相信，或者低估了日本进攻夏威夷的可能性。[2]还有一派坚持山本“愚将说”，认为珍珠港事件可能是日本军部的一部分强硬派策划的某种“政变”，目的在于破坏日美谈判。[3]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埃德加·胡佛严重失职说”，认为由于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在分析和处理所查获的一份有关日本侦察珍珠港的微型照片调查表问题上的严重失职，使日本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4]
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等人具有类似于“罗斯福阴谋说”的看法，说“这是美国总统为使美国国民同意对日本作战的苦肉计”；[5]尽管美国已获悉日本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总统不对夏威夷发出警报，从而造成日本海军进攻珍珠港，“用不忘珍珠港”来动员美国人民投入战争。[6]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弥补实力上的真正缺陷，而先于敌人填补真空，取得局部的控制权”。[7]
苏联学者坚持“绥靖说”，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政府长期对日绥靖的必然结果。[8]有英国学者提出了“丘吉尔阴谋说”，认为美国和英国的情报人员不仅破译了日本的外交密码，而且破译了日本的海军密码JN－25，从而得知了日本的军事机密。但是他们没有将此事报告罗斯福总统。丘吉尔虽然知情，但他也决定不将此事转告罗斯福。[9]
那么，中国学者的看法如何呢？
关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原因，中国学者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存在着极大的意见分歧。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八种观点：
一、罗斯福“苦肉计”说
中国学者对珍珠港事件发生原因的探讨是围绕着“苦肉计说”的争论开始的。
一些学者坚持“苦肉计说”，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总统为了使美国参加对日作战而设计的“苦肉计”。指出罗斯福有意识逼日本放第一枪，他则后发制人，从而战胜孤立主义的阻挠，把美国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
廉慧斌、孙武安指出：“日本之所以能在珍珠港美军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奇袭成功，固然与日本政府玩弄的阴谋分不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即罗斯福政府为了调动国民的参战意识、寻找战争理由，施展了一个欲擒故纵的‘苦肉计’。”其依据是：首先，罗斯福总统早已看到了美、日之间迟早要爆发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并决心制造战争，迫使日本首先开战，以扫除美国早日宣战的障碍。而且罗斯福在1941年11月25日召开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大概在下星期日可能会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使他们先放第一枪，而同时又不让我们自己冒太大的风险。”其次，“珍珠港之难”并非出乎罗斯福政府的意料。事发前美国不仅知道日本即将首先发动攻击，而且也得到了珍珠港将成为日军首先要摧毁的军事目标的情报。再次，在军事上，美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罗斯福固然要抛出“诱饵”，诱使日本人先放第一枪，但他并不想以整个太平洋舰队作为代价，所以事发前已将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的精锐抽调一空。最后，珍珠港遭袭前夕罗斯福及其军政要员的表现反常。事发之前，虽然各方消息已经证实日本即将对珍珠港发难，但美国最高领导层不以为然，反而表现出异常的镇定，似乎在等待什么。因此，“日本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归功于罗斯福政府的纵容，从此意义上讲，美国并非失败者，日本的偷袭正中罗斯福的下怀”。[10]
孟庆龙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对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和责任，是不能用一句话来下结论的。只有把总统、国务院、陆海军部及其情报机构、太平洋舰队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全面的结论。他提出：“珍珠港事件的发生，除了日本大胆、周密的突袭计划，太平洋舰队疏于防备外，我个人认为华盛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目前可找到的材料看，说罗斯福用“苦肉计”逼日本人放第一枪尚证据不足，但罗斯福等人1941年12月初时已清楚与日本将马上交战是事实。关键证据的“失踪”，使得华盛顿事先是否知道日本袭击的目标是珍珠港的问题可能成为历史“悬案”。“让日本人放第一枪”是华盛顿决策圈心目中的既定方针，但给美国造成的严重损失却大大超出了决策者们的意料。[11]
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学者专门撰文反对“苦肉计说”：
李安华认为，“苦肉计”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不能令人信服”的。“不可设想，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罗斯福会用牺牲太平洋舰队主力的重大代价，去设计一条苦肉计，以唤起美国国民参战”。[12]
张继平认为，“修正”派史学家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玩弄阴谋的证据，显然是不可靠的，是非历史主义的。珍珠港事件决不是罗斯福个人玩弄阴谋诡计的产物。罗斯福说的“……我们最好还是让日本放第一枪”是战争中被侵略国家经常考虑而采取的策略。它与“阴谋”并无什么内在的联系。因此，说日本袭击珍珠港是罗斯福有意策划的阴谋，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历史上这么重大而复杂的事件，竟说成是罗斯福个人玩弄阴谋的结果。[13]
曹胜强认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并非“绝对置身事外”，美国国民参战意识“无须用葬送珍珠港来调动”。至于逼日本放第一枪是为了让日本人承担战争罪名的论点，“显然是混淆了美日开战的性质”。罗斯福虽然早已看到美日战争的可能性，但并不希望这场战争过早地成为现实。“如果说美国要‘逼’日本放‘第一枪’的话，那就意味着美国甘愿以其最大的海军基地为代价，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以“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根本不存在什么‘苦肉计’”。[14]
邓蜀生指出，如果罗斯福急于要把美国投入战争，可以选择的方式和地点很多，没有必要以鼓励日本人袭击珍珠港这种方式来揭开战幕。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被称为“太平洋中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拳头”，说罗斯福听任日本人把它彻底摧毁，这种引诱敌人“放第一枪”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作为美国总统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15]
在反对“圈套说”或“苦肉计说”的学者中，对于珍珠港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什么，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二、美国“绥靖政策”说
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中坚持“绥靖政策说”者居多。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对日本长期以来执行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的侵略，因此鼓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冒险，引出了珍珠港之变。
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世界现代史》写道：“日本偷袭珍珠港，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坐山观虎斗’政策的结果。”“美帝国主义实行损人利己的‘远东慕尼黑’政策，最后自食其果。”[16]
李安华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推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17]“就其根本原因来说，珍珠港的灾难是美国长期推行绥靖日本的必然结果，其他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8]“政治上推行绥靖，必然导致军事上的麻痹大意和判断失误，为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19]
解力夫认为，美国遭到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完全是咎由自取”，它根源于“美国统治集团对日本侵略者长期以来实现的绥靖政策”。[20]
于振武也认为，偷袭珍珠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和平谈判掩护军事上的突然袭击的一个典型事件；也是美国统治集团推行绥靖政策，在和平思想影响下缺乏战斗准备的必然结果。[21]
姚华也提出，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以至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一直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所带来的恶果。美国长期以来推行的对日绥靖政策，使日本能不断地从美国获得大量战略物资，这不仅维持了侵华战争的需要，并为其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此外，美国的绥靖政策也使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和胆量越来越大。日本正是在美日谈判的掩护下，精心制订了偷袭珍珠港的冒险计划，并为此作了种种周密准备，以致最终得以先发制人，给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的打击，挑起了太平洋战争。[22](www.xing528.com)
与此相反，也有学者对“绥靖政策说”提出了质疑。邓蜀生指出，罗斯福的对日政策，尽管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出现过迁就日本侵略行动的图谋，但都没有成为事实。况且这种迁就也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罗斯福更不是如张伯伦在欧洲搞的慕尼黑阴谋那样，牺牲别国，向侵略者屈膝求饶，追求无原则的、不切实际的屈辱的和平。罗斯福不是张伯伦，“慕尼黑”在远东没有出现。罗斯福没有打算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因为这是与美国本身的最大利益相违背的。中国不是捷克，没有人能出卖得了。[23]
三、美国“战略判断失误”说（或“麻痹大意”说）
这也是我国学术界赞成者较多的一种观点，许多学者对之进行过论述。
张继平、胡德坤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战略上采取防守政策以及和平麻痹思想带来种种失误，造成的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严重灾难。[24]“美国当局的麻痹大意是美国受到偷袭、惨败的主要原因”。[25]
曹胜强则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美国的战略失误所致，“而这种失误恰恰成了日本偷袭成功的关键因素”。[26]
邓蜀生反对“阴谋说”和“绥靖说”，坚持“失误说”，指出：“珍珠港被袭，美国疏于防范，这不是罗斯福执行绥靖政策的结果，而是战术上的失误，是由于对侵略一方的疯狂性、冒险性估计不足，导致对日本进攻方向作出错误判断。”[27]“珍珠港事件既不是由政治上执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引出的，也不是罗斯福的阴谋挑起的，而是由于战略判断失误造成……罗斯福以及美国军政首脑，都没有估计到日本会攻击珍珠港，因此影响珍珠港军事当局采取认真的临战措施。”[28]
陈兼也坚持认为，美国“虽然估计到美日之间难免一战，却并未想到日本竟会对珍珠港动手，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失策了”。[29]
翟晓敏、高金虎也指出：“珍珠港事件与其说是美国政府施展阴谋诱使日本首先进攻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美国决策层（包括美国情报界）在种种问题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换言之，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存在一种情报失误。”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前的情报失误首先是由于情报机构本身的不完善所造成的，具体表现在：1.情报手段单一，只能依靠单一的情报来源。2.缺乏一个高效率的综合性情报分析机构。3.过分强调保密，极大地限制了情报的使用。其次体现在美国情报界乃至整个决策层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上，表现在：1.美国决策者大大低估了日本统治者的冒险精神。2.先入之见主宰了美国的情报分析，在判断日本的进攻方向时情报人员存在着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情报人员一直认为，日本会配合德国进攻西伯利亚。3.过低估计日本海军的实力，尤其是低估日本海军在海军战略上的突破，以致对明知会出现的危险熟视无睹，在这一点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和夏威夷基地司令肖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0]
四、美国“孤立主义”说
王晓依指出，从美国本身来说，在这次日军偷袭中导致如此惨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对罗斯福政府的阻挠，捆住了他的手脚”。他认为，由于孤立主义对罗斯福政府的阻挠，使美国军备不足，无力两洋作战；罗斯福为了争取战备时间，避免两面受敌，稳住日本，便一味地对日姑息、绥靖；美国的日益退却反而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人民也不愿意认为同时也未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从而导致了珍珠港事件的发生。[31]
五、“日本侵略扩张必然结果”说
有学者认为，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是日本长期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国洪梅指出，日本从全面侵华，到觊觎太平洋地区，进而制造珍珠港事件，始终走着一条侵略战争的道路。因为建立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一直是日本的国策。从日本传统的对外政策看，其侵略本性也是不变的。因此，发动珍珠港事件是其侵略本性的延续，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战争。[32]
六、“日美矛盾必然结果”说
崔利波认为，“苦肉计说”和“绥靖说”都是“不切实际的。从日美情报机构来看，事件是日美矛盾不断加剧和日益深化的必然结果。[33]
万安中从比较日本发动的两次偷袭战——偷袭旅顺和偷袭珍珠港入手，指出从根源上看，争霸并妄图称霸远东，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偷袭战的政治目标；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争霸活动，终于将两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日本狂妄地要实现其“大陆政策”，独霸远东，但同其对阵的却是实力强大的俄、美两国。既然不敢正面交锋，那么只好偷袭对方。无疑，日本国力的相对弱小，打不起持久战，只求速战速决，则是制约日本、使其不得不采用偷袭战手段的经济根源。[34]
七、“美国压力”说
一些学者认为，罗斯福对日本步步相逼、经济压力、武力威胁、援助中国三管齐下，使日本不得不放第一枪。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逼出来的。[35]
八、“多因素”说
有许多学者强调，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它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张继平最早提出这种观点。他指出，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是美国政府在和平思想的影响下，缺乏打击侵略者的准备，疏于戒备的结果；是美国对外政策长期执行中立主义，实际是变相绥靖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当局主观认识对客观判断的错误——在战略理论上未曾预见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的结果；也是日本处心积虑，长期策划，利用和平谈判积极准备突然袭击，图谋夺取海上霸权的结果。珍珠港事件绝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偶然事件。它是20世纪40年代美、日两国内外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1941年12月的逻辑结果。[36]
朱贵生等学者也认为，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原因包括：第一，美国长期以来对日本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导致日本侵略者打到美国自己身上；第二，美国战备的严重不足，兵力的空虚，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使他们敢于越过大半个太平洋向珍珠港发动进攻；第三，美国战略估计的错误和罗斯福战略指导思想的错误使美国军政要人完全丧失了警惕性，以致对临战前夕的许多异常现象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由于美国军政当局麻痹疏忽，昏昏沉沉，致使日本偷袭珍珠港得逞。[37]
陶丹红认为，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长期受孤立主义思想的制约，对日不断妥协，以及日本的外交欺骗手段。一战后孤立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反对政府卷入欧洲的国际纷争。在孤立主义思潮下，美国朝野上下侈谈和平，缺乏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此为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在“先欧后亚”战略方针指导下，美国政府不断奉行对日妥协政策，此为原因之二。日本在发动突然袭击之前，不断采取外交欺骗手段，释放和谈烟雾，此为原因之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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