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中国学术界关于二战性质问题认识的总结与回顾
中国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的探讨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曾就二次大战的性质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好几种观点。
许多学者坚持这种观点。如胡雪岩指出:“二次大战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自始至终就带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其理由在于:(1)同盟国方面最主要的中、苏两国,完全是为了反法西斯侵略而战。在二战中具有决定作用的中、苏两大国,合起来近八亿人口,既同为反法西斯而战,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二次大战的正义性。(2)东西方集团受法西斯集团侵略国家的人民,大多曾发动游击战,他们是为了求本身的独立,而且在促成法西斯集团的最后崩溃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战争组成二次大战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的战争是义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二次大战的正义性。(3)英、法、美的参战,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性。[2]朱圣果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从它的起因到过程而至结束的全面来说,都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反法西斯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3]林举岱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过程中(不论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为大战的起点,或者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以及把1939年作为大战开始的年代),都呈现着反法西斯主义的解放战争的性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参加的战争,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性质”,“苏联的参战,遂使战争反法西斯的解放性质越益鲜明和显著”。[4]
2.“两段”论或二战初期“两重性质”论
许多学者主张将大战以1941年6月苏联参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基本上属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后一阶段则是反法西斯战争。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性质,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但战争初期存在着两重性质的战争——一种是被侵略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人民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另一种是英法两国政府从事的争夺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
何戊双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到德苏战争爆发前的时期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纠结在一起了,而其主流则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苏联的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使反法西斯战争成为决定一切的主流,而帝国主义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降到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5]丁则民指出:“法西斯国家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地威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生存,从而使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性质。”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但1939年9月初开始的英、法政府对德国的战争,则“是一个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与争夺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从1939年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后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的时期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即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毛泽东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一文中指出:“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6]俞楠也坚持这种看法。[7]
3.“多重性质”论
郑玉林指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杂性和多方面性,由于各方面进行战争所抱定的目的和认识不同,因此它的性质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方面的。从德国及其强盗伙伴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掠夺的侵略战争。从苏联和受法西斯进攻的其他国家人民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从美、英、法统治集团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8]张继平也持有这种看法。[9]
二、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我国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重复毛泽东关于二次大战性质两段论说法,将大战以1941年6月前苏联参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基本上属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后一阶段则是反法西斯战争。如在当时十分流行的北京大学《简明世界史》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阶段……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它们之间的战争的性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苏德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苏联的参战,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并把世界各种反法西斯力量汇集起来,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成为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因此,苏德战争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初期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新阶段。”[10]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世界现代史》也说:“战争初期阶段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11]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粉碎“四人帮”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争鸣,提出了如下六种看法:
1.单一性质论(或“自始至终反法西斯战争”论)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二战自始至终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大战初期即是反法西斯战争,不存在帝国主义战争阶段。
首先,从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战争发动者及其目的来看,二次大战是由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国集团发动的、旨在奴役和征服整个人类的战争,这样一个世界主要矛盾就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李巨廉指出,“二次大战的性质与一次大战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也是帝国主义大国重新瓜分世界和争霸世界的产物,但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处的历史条件却极不相同”。此时,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不断对外侵略,“就使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集团同一切被压迫被侵略和被威胁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成了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德、日、意法西斯国家,成了当时新战争的策源地,成了世界人民共同的最凶恶的敌人”。[12]王振德、侯成德指出,德、日、意法西斯国家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它们同一切被侵略、被威胁的国家和人民的矛盾,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罗荣渠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侵略者首先发动对东西方的弱小民族和新兴独立国家的侵略而点燃战火的,这些情况都大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侵略国的反抗斗争使这场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反侵略与民族独立解放双重性质。[13]万松玉更明确指出:“德日意法西斯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德日意与世界人民的矛盾构成了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决定着当时世界政治的方向,关系着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因此,抗击和消灭法西斯就成了时代赋予人类的共同任务。在这种形势下,无论任何国家、任何阶级、任何政党,也不管他参战的目的如何,只要是反对德日意法西斯,阻止其侵略的行为,在客观上都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所以,决不能把德日意法西斯和英法等民主国家混为一谈,或者各打五十大板。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德日意和英法美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它们进行的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此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而且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这种性质越来越明显罢了”。[14](www.xing528.com)
其次,应该正确评价英法的对德战争。认为英法对德宣战具有帝国主义争霸的性质,但也具有保卫民族独立的性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
李巨廉指出:“诚然,英法对德宣战,并不是为了解放波兰人民。……包含有帝国主义争霸的因素。但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英法对德宣战的实际政治内容……客观上有利于波兰人民的抗德斗争。”由于“连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本身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也受到极大威胁”,因此“英法对德战争具有捍卫民族独立的反法西斯性质”。[15]王振德、侯成德也指出:打败法西斯是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英、法两国的对德战争虽有争霸的因素,但它们所起的实际作用,也具有保卫民族独立的性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其主导方面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16]
再次,不应以社会制度作为判断战争性质的依据。
李巨廉指出:“以某一社会主义大国的立场来判断一切是错误的”,因为“二次大战所具有的反法西斯性质,终究不是由苏联的参战与否决定的,各国人民更不应以苏联的外交政策来决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斯大林后来也曾公正地承认:“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的性质,恢复民主自由也是其任务之一。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17]
最后,应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综合性考察。
沈志恩通过对二战时双方的战略目标、作战目的和战争主体的研究,指出:“综观战略、作战目的和战争主体三个方面,可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正义战争,不含帝国主义战争阶段。”[18]
正因如此,学者们最后指出:“总的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始至终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不存在帝国主义阶段;所谓苏联参战本质上改变了大战的性质,其论据是不足的。”[19]
2.“两阶段”论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性质上分为两个阶段,而且当时绝大多数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他们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特点在于它有着性质不同的两个发展阶段,它以帝国主义争霸的非正义战争开始,最后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胜利而结束。”[20]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前期或初期为帝国主义战争,后期为反法西斯战争。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又在战争性质转化的具体时间上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1940年4月9日德国进犯丹麦、挪威到6月18日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开始活动为二战性质转化的标志。如朱贵生等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阶段(从德波战争爆发到1940年4~6月)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因为“产生这次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制度和政策;英法对德宣战,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既得利益,而且它们宣而不战,因此谈不上进行了反法西斯战争”。德国进攻西线后,英国开始推行坚定不移的反法西斯政策,戴高乐为恢复民族独立而战,二战性质因而发生了变化——“从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战争”。[21]另一种意见认为二战性质转化的界标应是苏德战争的爆发,说苏德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22]
3.“三阶段”论
陈正飞认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先后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战争。1931年9月到1939年8月是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是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性质;1941年6月苏联及其人民被迫参战,“引起了战争性质的根本变化”,从此,苏联成为反法西斯轴心国的主力,独立担负起反帝国主义的重任,“加强,并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23]
4.“两种性质始终存在”论
认为二战初期主流是帝国主义战争,也具有反法西斯战争性质,前苏联参战后反法西斯战争性质占了主流,但在一些战场上仍是帝国主义战争。[24]
5.“两重性”论
认为二战中所有交战国进行的战争都具有两重性。法西斯国家集团战争的两重性表现在:其共性是扩大侵略,称霸和瓜分世界,因而形成法西斯同盟;其特殊性表现在德日意法西斯各有自己的战争目的,这就使得它们之间既有同盟条约又没有明确承担具体义务。反法西斯国家的两重性表现在:它们的共性是反法西斯;它们的特殊性表现在除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外还有各自不同的要求。1985年,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与会代表就这一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谛之发表文章进一步论述了这一观点。[25]
6.“四种性质综合”论
1985年,在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有的学者提出二战是四种不同性质战争的综合:第一,德、意、日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英、法、美对德、意、日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三,德、意、日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侵略战争;第四,美、苏、英、法、中等国所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这四种战争的综合,决定了二战的性质只能是各国维护自身独立与安全、共同反对侵略的战争。这是反法西斯国家战争目的的惟一共同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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