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演变与发展研究

(三)我国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才产生了完全意义上的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前，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我国建立了过渡性政权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暂行最高国家权力，党对国家的领导基本上延续了战争年代一元化领导方式，政务院设立党组，并分为政法、财经、文教、监察等分党组及各部委党组小组，最高法院和最高监察署设立联合党组，都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要通过党组向党委请示报告，重要案件须经党委审批，特别重要的案件须报中央审批。这一时期，党政职能、司法机关职能划分不甚明确，如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曾一度合署办公;政务院规定，人民法庭的审判，应区别情况报送相应一级人民政府审批。这种情形反映了建国初期政权组织过渡性特点。

1954年以后，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关设置都进行了一些调整，党对政权机关以及中央所属机构、企事业单位继续实行分口领导和双重领导。加之战时经济开始过渡到计划经济，出现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书记的现象。“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3]这就将权力机关、政府排斥在决策系统之外，形成事实上的个人专断，特别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逐步形成，高度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领导体制得到进一步强化。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长达十年的浩劫，党和国家的政治秩序紊乱瘫痪，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惨遭践踏，党政关系严重扭曲。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取代了党中央集体领导，在其鼓动和支持下，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受到冲击，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干部被打倒，知识分子靠边站，公检法被砸烂。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成立了“人民公社”，后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取代了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革委会的建立没有宪法、组织法依据，完全违背了国家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革委会把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推向极端，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党政关系恶化畸变的结果。(www.xing528.com)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和抛弃了1957年以来的极“左”路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为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政权关系奠定了基础。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织的职能、任务和党政关系。同年年底，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确立了我国新时期的宪政体制，并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87年党的十三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确定了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对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作了新的阐释，提出党政职能分开和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进一步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坚决实行党政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法治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深刻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期间党政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精简。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支持人大、政府依法履行职能，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党要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强调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回顾建国以后党政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以后，在执掌国家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特别是近20多年来在前进的征途上，不断地走向成熟，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为牢固地执掌好社会主义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