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实现平衡

(三)确立党与社会适度平衡和良性互动关系

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起来说，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至少存在三种模式。^[1]

1.“强政党—弱社会”的模式。

这种政党又可以称之为科层式的权威主义政党。在这种模式之中，意味着政党对于社会的全面的胜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说适合这种模式，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等。在获得独立之初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型。巴基和巴里克将这些政党的自主性的形成看做是对不断积累的危机的反应，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组建的，并一直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外部威胁。但实际上，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党的控制力量和自主性的来源是有明显差别的。比如，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党自主性的形成至少与如下的几个因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首先是历史传统，这些政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在国家的层面上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大地产的不发达，特别是在外国统治时期，外国的殖民主义力量有效地削弱了大地产的力量，也有的国家和地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这也对于削弱大地产的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外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因素，因为外国的援助一般都是给政党的，这也有助于强化政党的力量。

2.“弱政党—强社会”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党处于很软弱的状态，但却面对着与政党同样强度或比政党更大强度的社会。这样的政党往往不是在对经济危机做出反应时形成的，而是在革命、独立运动或权力的非正常转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有相当一批政党是作为高度分化的实体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在这些实体中，像种族、部落以及封闭性的庇护网络等传统力量占据着支配地位。虽然阶级开始出现，但其力量相当弱小，因而并不存在着西方在近代曾经存在过的那种阶级联盟。虽然政党的自主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但这些政党的能力是相对较低的，政党的科层官僚机器常常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规模过分庞大，专业知识不够，而且缺少财政资源。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这些政党的自主性的低水平和能力的缺乏，其主政后很难指导经济建设，带动经济增长。这些自主性和能力非常之低的政党更加关心的是维持统治精英的权力。这些政党的经济政策往往会主动地去阻止某一经济部门的发展。(www.xing528.com)

3.“强政党—强社会”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党的强度很高，但社会群体的力量也很强。人们经常讲到的这类例子包括墨西哥、印度、埃及等。但我们认为，一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可以大体列入这种类型。在这种“强政党—强社会”的模式中，又有两种具体的类型。一种是上面所说的墨西哥、印度、埃及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政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一种很突出的地位，但同时又面对着强有力的、高度组织化而且有自己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另外的一类则是西方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在这些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大体可以归入“强政党—强社会”的类型。也就是说，一方面，其政党的机构具有明显的自主性，有较强的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其社会力量组织化的程度也是相当高的，能够以强有力的地位与政党在制度框架之内进行对话。

还应当有一种“弱政党—弱社会”的模式，对此进行的讨论和研究并不多见。某些非洲国家大体就可以属于这种类型。在这样的国家中，缺少发达的官僚系统，甚至也缺少为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社会基础。而由于阶级发育的程度较低以及部族政治的作用，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也难以形成。其实，对于这类国家，人们更应予以关注。因为这类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更具有启示性。

由于现实中既存在着政党的政治权威不足，又存在着政党权力不受社会监督和制约的问题，既存在着社会独立性自主性缺乏，又存在着社会某一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坐大的问题，因而政党和社会的结构模式最好是互相制约和互相依存，以确立政党与社会适度平衡和良性互动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种范式是政党和社会关系的合理状态，是我们应该努力建设和确立的较为理想的目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