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夺取政权后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如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建设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这是必须认真面对和着力解决的严峻历史课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结合新的实际,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工人阶级执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孟什维克“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论调,列宁论述了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核心。他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4]“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5]
列宁在肯定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还明确地提出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问题。他指出,党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但不能代替苏维埃,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使两个轮子同时转起来。
第二,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把领导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列宁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组织生产,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了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使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列宁要求全党要学会管理经济。列宁还主张采用世界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第三,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努力提高党员质量。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取决于党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员素质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为了提高党员质量,纯洁党的队伍,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加强对党员教育,主要是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二是严格入党条件。三是清理不合格党员。
第四,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反对官僚主义。列宁根据执政党的地位变化和面临的新任务,强调执政党只有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同时,列宁还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而阻碍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祸害就是官僚主义。列宁提出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和措施,他要求发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和进行监督,要求建立各项工作的个人负责制,提高干部工作效率,并考虑对领导制度和监督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根据列宁执政党建设原理,结合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观点。但是由于从1957年开始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的泛滥,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新情况、新环境,对党的建设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形成了反映时代特征的内容丰富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第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6]为此,首先要正确对待党的领导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两点,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动摇。二是要改善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邓小平突出强调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核心,并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抓住党的建设的这个核心,党和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三,执政党必须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认为,制度建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7]他认为党的制度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是民主集中制,党的各项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具体运用。因此,要努力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使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法制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www.xing528.com)
第四,实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邓小平从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能不能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键在于人,在于教育人、培养人,选好领导班子。为了选拔培养一大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强调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
第五,执政党要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邓小平主张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高度,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否则,“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邓小平在党风建设理论上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提出了用教育和法律手段克服腐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靠教育,就是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从思想上筑起拒腐蚀的防线。靠法制,就是制定、完善并实施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把反腐败斗争逐步纳入法制轨道。
世纪之初,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科学分析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敏锐把握中国发展大势,分析借鉴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做出了科学判断,明确提出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封闭的党向开放的党的转型,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党的建设,使党永葆先进性,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审视国际形势变化的新趋势,认真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总结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
(三)重建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实践,形成了一套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思想。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理论体系,大体上由三个大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党的建设的一般理论,主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它主要解决为什么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的可能性、条件及建立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原理,主要论述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它是党的建设的主体部分,是党建理论体系中的主干,主要解决如何建设党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主要论述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实现,包括党的领导的一般原则、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等。它是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足点,主要解决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从本体论出发建立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强调本体自身的特征属性,如党的先进性质、党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的优势,不足是仅仅停留在党的自身建设及其规律的研究上,忽视对党执政的功能作用的分析,缺乏对共产党执政现象的动态研究,缺少对执政党与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缺少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执政规律的应用性研究。这种理论体系,对于确立党的建设这门学科,推动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第一个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新世纪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我们从大党建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放在国际大环境中思考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的转型和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这种理论体系日益显露出了自己的不适应和面临的困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传统党建理论体系与执政党执政行为活动之间的矛盾。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行为不是封闭的,不只进行体内活动,而是散发性的,与民族、国家、社会、民众、非政府组织等方方面面发生着各种联系,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责任。执政党除了要继续搞好自身建设、固本强基之外,还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诸如党的领导权、执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是什么?共产党执政规律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怎样运用好执政规律,解决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是怎样的?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应该作出怎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执政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如何合理构建党和国家权力结构模式和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结构和科学内涵是什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和主要内容是什么?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怎样优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怎样建设好党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党与人民的关系,处理好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充分发挥执政党整合社会、聚合各种利益的功能作用?这些执政党建设必须解决的散发性的问题,由于超出了传统党建理论体系的范围而无法做出回答。
其次,传统党建理论体系在逻辑联系上不甚严密。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源于逻辑的严密性。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基础、是前提,可以起到固本强基、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的作用,在党建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仅限于此,研究就此却步,党建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是不完整的。在党的自身建设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从理论上阐述党由于执政而与国家、社会、人民、民主党派和法律发生的关系,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的联系,以及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职能作用,研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研究和揭示党的执政规律,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传统党建理论体系只注重、仅限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研究,在需要阐述执政党与外界社会的关系时,却戛然而止,使其在逻辑结构上不甚严密。
第三,传统党建理论学科积累的不足和学科界限的相对模糊,影响了它的说服力。由于传统党建理论体系确立的时间不长,缺乏足够的学科积累以及学科界限的相对模糊,在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套用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词句的倾向,对具有鲜活内容和深刻学理的党的学说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的阐述,仅仅停留在定义、条文和现成结论上,从而影响了理论的说服力。
总而言之,从本体论出发建立起来的党建理论体系,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新世纪执政党建设实践发展的要求了。因此,要跳出本体论的封闭圈子,把党的建设同党的历史任务、外部环境、时代特征、执政能力、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规律等有机地联系起来,从党治理国家、领导人民、整合社会,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功能出发,重新设计和构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从功能论的视角出发,构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体系,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是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的必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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