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环境中的情境认知-认知心理学与生活

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不是只在遥远其他国度的文化中才存在的现象（B. G. Wilson & Myers，2000），正如一些针对工作场所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文化情境在美国内也影响着认知。Sylvia Scribner生前曾对美国某牛奶加工厂（“乳品厂”）进行了现场研究，她调查了工作现场的认知活动，并将其称为“工作智力”（Scribner，1984，p.9）。同时，她特别对实践思维和理论思维进行了划分（Scribner，1986），后者是一种在许多学校活动中用到的思维：与有意义的情境脱离，执行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任务，为了思维而思维。与理论思维相对，实践思维更为人所熟悉，因为它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大量有目的活动之中，用以达成活动目标”（p.15）的思维。例如，想出一家“卖得最好”的超级市场或是分析机器功能紊乱的原因。

Scribner（1984）的现场研究一共征用了300个白领和蓝领被试。她所选用的蓝领任务包括：产品装配（仓库工作）、开列存货清单、给交货标签定价。Scribner和同事由观察被试在正常工作环境中的工作表现开始，将其结构化并呈现给工人这些任务的实验刺激形式。

从她的早期跨文化研究中，Scribner（1984）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认知技能依赖于“通过社会来加以组织的经验”（p.10）。换句话说，处理认知任务的方式随着环境和情境而改变。她发现在乳品厂中出现了同类模式：即使像心算这样的基本任务，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与环境下还是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完成。

产品装配工（有时称为预装工）就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他们的工作主要包括把特定数量的不同产品放在一起，为装上货车做准备。Scribner（1984）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工作环境：

产品装配是一项仓库工作，是一类无须技巧的体力劳动，属于乳品厂里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乳制品容易变质的特点要求仓库温度保持在华氏38度；于是，仓库就成了冰箱，人们也这样称呼它。

白天，成千箱乳制品（如脱脂牛奶，巧克力牛奶）和果汁饮料通过传输带从工厂的装填机器运输到这个冰箱，在这儿它们和许多别的乳制品（如酸奶，农家鲜奶酪）一起堆放于指定地点。预装工早晨6点来到冰箱。等待他们的是一捆划定了递送路线的发货单，称为出货单。每张单据上都列出了每位批发司机第二天要发送的产品及数量。预装工的任务就是找到每种产品，用一把金属的长“吊钩”，拖出需要的那种产品的箱数，把它们运到一个常用装配地，这地方靠近一条围绕冰箱的活动滑轨。

当指定货车订单中的所有项目都装好时，它们就被拖上滑轨，搬运过检查点，来到装货台（pp.18-19）。

Scribner（1984）注意到预装工在工作中面临的一个有趣问题。货车司机的订单里是用一套单位来表示产品的量（如，牛奶用夸脱，巧克力牛奶用半品脱表示），但是仓库里的流质产品是按照箱而不是按这些单位来保存的。所有产品的箱子都大小相同。而根据产品的不同，所含有的单位量也不同。因而，整箱东西可以含有4个单位加仑，9个单位半加仑，16个单位夸脱，32个单位品脱，或是48个单位半品脱。

出货单是用电脑把司机的订单转换成箱数制作而成的。那么，某个司机需要4加仑果汁就会转化为1箱果汁。但是司机的要求常常不是恰好整箱数。例如，司机要5加仑牛奶，这个量就转化为一箱多一个单位。发货单主要遵循以下惯例：要是“剩余”单位的数量小于等于半箱，订单就表示成整箱数加上单位数（就像5加仑的例子所示）。要是“剩余”单位比半箱多，数量就表示成整箱数减去单位数。这样，在夸脱的情况下（一箱有16夸脱），要是司机预订了30夸脱的巧克力牛奶，发货单上会写2（箱＝32夸脱）-2（夸脱），即32-2=30。（警告：这一系统不是凭直觉获知的，因而请你自己仔细地通过这个例子推导）。

Scribner（1984）的问题是，预装工是怎么处理装配订单中的混合数量的，比如3+1，或7-5。你可能想，这个问题可以用一种相当明显的方式回答：手持1-6订单的预装工会简单地拿过1箱再从中拿走6夸脱。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预装工在处理这个问题（即，1-6）时会使用几种不同方法。有时，他们用刚才描述的“明摆着”的方法供应订货。其他时候，他们则在心里“重写”订单，使用身边半满的箱子来减少实际上要搬动的单位量。例如，当身边有个半满的夸脱箱（记住，16夸脱一箱）里有14夸脱时，预装工简单地拿走4夸脱（1箱-6夸脱＝10夸脱；14夸脱-4夸脱＝10夸脱）。在另一种情况下，有个半满的箱子里有8夸脱，那么预装工只是又多加了2夸脱。(www.xing528.com)

Scribner（1984，1986）发现，尽管同一个问题用不同方法解决了，解法总是遵循以下规则：只搬动最小数量的产品就满足订货要求，即对产品单位只做最少的转化。即便劳动力的“节省”很少（比如在一笔总共100单位的订单中节省了一次转换），熟练的预装工还是迅速而且近乎自动地计算并遵循这一效率最高的解决办法。这一过程中所需的心算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计算既迅速又准确，极少出错。而且大部分时候工人是同时装配一批订单，因此几乎肯定地增加了他们工作的认知需求。

结果最终也证明，有必要通过工作上的培训来增强这一认知灵活性。“新手”预装工，即乳品厂的其他工人，和由九年级学生组成的对照组，即相比预装工而言，在发现最佳解决办法时效率要低得多，也不那么熟练。Scribner（1984）建立了一个模拟任务，其中有不同的订单，并把这样的任务分配给其他乳品厂工人和一组九年级学生。当最佳办法需要对订单进行一些心算时，预装工72%的时间里可以成功求解；存货员（其中许多都有过当预装工的经验），65%；乳品厂的职员（几乎没多少产品装配的经验），47%；九年级学生，25%。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往往特别“规范”和“刻板”，用同一方法解决每个问题，即使有简便得多的策略（需要一些心算的），或者使用发货单上指定的方法就可解决时也如此。

Scribner（1986）在做其他工作的熟练工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认知灵活性的例子。她推断，尽管像学校用的测验和许多认知心理学实验中要求的那样，正式的问题解决往往要求或促进了指定的解决方法和固定规则的掌握。但是实践思维并不如此机械。实践思维反而“以原始问题的适当公式或重新定义为转移”（p.21）。实践思维灵活而且需要对“同一”问题按当前情境制定不同的解决办法。这里我们注意到实践思维和“学业”思维的区别，后者往往要求用解决一个问题的所有步骤来解决所有的同类型问题。

在另一种工作环境下，食品杂货店中，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Lave et al.，1984）。尽管在收银工作中，食品杂货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却是家庭所必需的一种经常性活动。Lave及其助手以食品杂货店作为日常生活的认知加工研究背景，以25名杂货店顾客为对象，这些被试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研究者陪伴顾客的购物全程，并记录他们和其他顾客之间的谈话。

Lave及其合作者（1984）用食品杂货店中的场景来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加工。

典型的超级市场里有大约7000种不同货物，而一般顾客每周会购买50种（Lave et al.，1984）。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数量显然相当庞大。一般顾客怎样才能在一小时左右完成购物呢？答案再一次与认知灵活性和对问题具体特征的适当解决办法有关。例如，一位顾客发现一包奶酪上的标价高得出奇。为了确定这个价格是否正确，他找到了箱子里的另一包分量与这包几乎一样的奶酪，接着他比较了这两包的标价，确实发现了它们的不一致。哪一包标错了呢？为了找到答案，他把这两包和箱子里的其他奶酪比较，确定了实际上是第一包上的价格标错了。注意这里顾客对于心理资源的“节省”：虽然他可能计算出每包中一盎司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计算要求很高，而且容易出错。相反，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能更简便地完成任务，同时又能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Lave等人（1984）对人们在杂货店里进行的算术运算特别感兴趣。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店内的算术几乎完美，即准确率高达98%，这一数据与同样这些人在“类似学校里的”算术测验中59%的平均准确率相比，显然存在显著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常常发明出比传统计算更好的办法，就像上面这个例子。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学校里习得的技能可能会用于课堂之外。不过，使用时的创造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要高得多。

Ceci和Roazzi（1994）描述了由Carraher及其同事对以沿街贩卖为生的巴西儿童所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当给儿童一些真实生活情境中常见的问题时（例如，“如果一只大椰子值76元，小的值50，那么两只一共值多少钱？”这样的问题），儿童的表现有98%是正确的。当给他们一个正规测验问题时（“76+50等于多少？”），回答平均只有37%是正确的。

本章中描述的许多研究观点再一次表明，我们所认为的“这一”认知加工方式其实是认知在特定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方式。认知加工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一些我们可能认为是根本性的认知过程（如，在知觉、记忆或思维中的加工过程）或许会有彻底的改变，即便是在成人身上也是如此。Nisbett和Norenzayan（2002）提醒我们“文化习俗和认知过程相辅相成。文化习俗促进某些类型的认知过程，而认知过程又使这些文化习俗长存”（p.562）。